第二十章 杨一的逃亡
很多年之后，杨一坐在路小路身边，手里握着一个PS2的手柄，嘴里嘀咕着杰克·韦尔奇的财富理念。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对路小路说，要去挣很多很多钱，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着，要娶一个会写诗的女孩儿，去开一个孤儿院，再也不要回到戴城。
当年，杨一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化工学院，他没有去考清华。就算考了也没用，他分数不够。
那年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上海，他瘸着腿。暑假里他独自去太湖游泳，刚一下水，一脚踩在一块玻璃上，当场划开一条口子。这伤口直到九月都没好。到了火车站一看，天哪，又是人山人海，简直就跟难民逃亡一样。我对杨一说，你知道吗，去年我带欧阳慧去上海，也是这个风景，我是把欧阳慧举起来塞进车门的。杨一说，你就别提欧阳慧了。那年欧阳慧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她和杨一向着沪宁线的两个方向离开了戴城。
杨一看着如潮的人群涌向列车，中间夹杂着尖叫和咒骂，欧阳慧带来的伤感情绪彻底消失了。现在他要考虑的是怎么爬上那列火车，去化工学院，做一个上海人。他对路小路说，你能把我也抱起来塞进去吗。路小路摇摇头，说，你做梦吧。杨一瘸着腿，驻着一根老头拐杖，走到车窗那里，对路小路说，快点他妈的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我塞进车窗里。于是我举起杨一，车窗里是两个女孩儿，看见杨一要钻进来，齐声尖叫，下去下去！有个女孩儿举起一根黄瓜，照着杨一的脑袋猛打。杨一大喊，操你妈不要打我。我在后面推着他，把他往里面塞，并且大喊，他是残疾人，他是残疾人。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某个女孩儿的裤裆里，女孩儿大叫，流氓啊抓流氓。我把他的包袱和铺盖都扔进去，对那女孩儿说，他不是流氓，麻烦你路上多照顾他啦。女孩儿把黄瓜扔到了我的头上。
杨一站直了身子之后，开始跟女孩儿聊天，我叫杨一，今年高中毕业，我是某某化工学院的，你们叫什么名字。黄瓜女孩儿说，我叫何丽娜。对面那个女孩儿说，我叫袁婷，我们也是刚毕业，去上海。我站在车窗外面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能不能稍等一会儿泡妞，你就不跟我告别一下了吗。杨一对女孩儿们说，这是我的哥们，他是无业青年。黄瓜女孩儿居高临下瞅瞅我：哦，无业青年啊。
我对杨一说，哥们，再见啦，你十年来的理想就是离开戴城，从此不做乡逼，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的理想实现，非常之欣慰。杨一眼眶也湿了，说，小路你见到于小齐，替我问个好，还有那骚大姐曾园。
这时我想起九岁那年，第一次看到他，他在坐在一辆黄鱼车上，他爸爸骑着车子，后面有一口带镜子的大橱，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杨一坐在车沿上，两脚挂在外面，正在慢慢地啃一个包子。他看到我站在报春新村那幢楼下面，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路小路。杨一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那以后，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念书，老师说，路小路和杨一，既然你们是邻居，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们同桌吧。杨一说，老师，我想跟女同学坐一起。老师说，杨一，你的思想品德有点问题。结果，那个学期的成绩单上，在操行一栏，老师特地写上：该生不太纯洁，建议多加教育。那年他才读小学二年级。小学老师当然不好意思说他“淫荡”，于是改用“不太纯洁”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成绩单拿回家一看，杨一的爸爸也傻了，什么叫不纯洁呢？是不是衣服穿得太脏了？
十岁那年夏天，三炮带着我和杨一去偷看女浴室。那是丝织厂的职工浴室，我们跟着三炮，爬到宿舍楼顶上，那是个坡顶房子，很陡，要是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从三楼摔到地面上肯定完蛋。我们穿着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走在屋顶，三炮在屋顶上铺了一件雨衣，我们趴在雨衣上，向着对面的女浴室张望，夏日的夕阳使眼前的景物处于逆光位置，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异常美丽。屋顶上的温度很高。这时三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望远镜，对我们说，用这个看最清楚。这是一台军用望远镜，是三炮的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非常稀罕。三炮用望远镜对着女浴室看，并且说，哇，真的看见了，有女人光着身子。杨一说，三炮给我看看。我也说，三炮，快点把望远镜借给我。三炮说，望远镜借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要去给我买雪糕吃。我们说，看完了就给你买。三炮不相信我们，让我们马上去买，然后才能看。
那样美丽的夏日黄昏，好不容易跑到屋顶上，却什么都看不到，这太遗憾了。我和杨一没辙，只能从老虎窗爬下去，给三炮买雪糕。下楼的时候，刚洗完澡的女工，头发湿漉漉地端着脸盆走上来，对我们喊，小鬼，不要乱跑。我们窜到楼下，把所有零钱凑起来，只够买两根雪糕的。那个年代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能吃到断头冰棍已经很不容易了。看着白色的雪糕，闻到奶油的香味，我和杨一都忍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合吃一根雪糕，把另一根贡献给三炮，但我们实在太饥饿，再说爬上楼顶也很麻烦，我们就舔着雪糕回家了。
可怜的三炮在屋顶上等我们，起初他很高兴，今天看到了赤膊女人同时又能吃到雪糕，后来，望远镜里的女工们一个个穿上衣服消失了，再后来天黑了，云霞陷入暗蓝，街灯亮起，屋顶上不再炎热，无数蚊子围着他飞来飞去。三炮还在惦记着雪糕，那个杨一和路小路为什么还不上来呢？终于，他意识到我们是不会再上来了。他只能独自从老虎窗爬下来，天色太黑，他什么都看不清，一脑袋扎进了窗子里，摔进一堆破箩筐，人倒还好，只是把那台望远镜砸得稀烂。三炮哭着回到家，他爸爸一看，望远镜坏了，拎起棍子就打。这时候我和杨一已经洗好了澡，蹲在楼道里下军棋了。三炮嚎哭着对我们说，你们赔我望远镜！我们说，你脑子有病，关我们屁事啊，又不是我们弄坏的。
我和杨一就这样成为了异姓手足。如我所说，别人是青梅竹马，我们呢，只能是竹马竹马。后来的女孩儿看见我们，都误认为我们有同性恋的倾向，其实这是假象，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残酷的少年时代，成年以后未免有点相互疼爱。这种感情当然很恶心，我倒觉得同性恋比它还要正常一些。
三年级的时候，男生经常玩一种游戏：面对墙根，比谁尿得高。那时候没有人比杨一尿得更高的，他的绝技是捏住包皮，露出一小点口子，让尿液标出来。这和高压水龙头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他可以尿过自己的头顶，我们都做不到。同时我们都会躲得远远的，防着他的尿把我们的头发打湿了。他用这个绝技赢了无数的玻璃球、橡皮筋、冰棍、洋画。
四年级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室门口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她拍拍手掌对女同学说，女同学们今天上体育课，到楼下去跑步，男同学留下来。女同学叽叽喳喳地像谷场上的麻雀，呼啦一下都消失了，剩下我们这些男同学，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吩咐。白大褂医生们在教室一角拉开一个屏风，也是白色的，看不见后面有什么把戏，只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杨一凑在我耳朵边上说，打预防针，你可不要哭。
班主任说，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都站了起来。班主任说，请大家把裤子褪下来。我们面面相觑，打预防针都是捋袖子的，没听说要脱裤子。没有人动手。班主任指着杨一说，杨一，你是好同学，你先脱下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杨一就把外裤脱了，挂在膝盖位置。班主任说，把内裤也脱了。
杨一看看自己的内裤，又看看老师，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内裤里面什么都没穿。班主任很不耐烦，走到杨一面前，把他的小裤衩往下一拉，露出白生生的一橛东西，然后说，大家都这么脱。我们看到杨一都脱了，也就无所谓了，一起解开裤子，拉下裤衩，站在那里。风从窗外吹入，凉飕飕的，很舒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忽然指着一个男生说，你怎么发育了。那个男生很苦闷地说，我留级的。医生对班主任说，割，都要割。
那天我们轮番走到那个白色屏风后面，每进去一个人，都会发出一声惨叫。最后所有人都眼泪汪汪，夹着腿坐在那里。我和杨一也哭了。说实话，割皮包本来是件好事，最好一生下就割掉，假如等记事以后割，就会留下非常惨痛的印象。我在那屏风里的时候，有个女医生还特地捂住我的眼睛，对我说，不要看。我懵头懵脑，然后尖叫起来。
手术结束以后清点包皮，医生发现，班上坐着三十三个男生，而包皮只有三十二个。医生说，肯定有人没割。班主任说不可能，我们班上就三十二个男生，没错的。医生又数了一遍，猛然发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上的留级生，留过两级，和若干年以后的黄莺是同一种类型的。她偷偷地坐在后面，把我们三十二个鸡鸡都鉴赏过来了。班主任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不到楼下去跑步。女生满不在乎地说，我今天来例假了，我不能下去跑步。
割过包皮以后，我们比赛尿尿，杨一就再也没赢过，他终于恢复了正常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割那玩意，割过了以后好在哪里，这些都要等女孩儿们来告诉我们。
一起割过包皮，就会成为患难兄弟。六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儿是学生干部，她很喜欢杨一，经常跟他一起出黑板报。当时我也和他们凑在一起。有一天，那女孩烦了我，就说，其实你根本不配跟我玩。我目瞪口呆，那女孩接着说，你也不配跟杨一玩。杨一听了这话，对她说，得，我看我们俩都不配跟你玩。然后我们撂下那女孩，像一对同性恋那样手拉手回家了。
杨一经常对我说，小路，我为你做过很多牺牲。我说去你的，我也牺牲了很多，没少挨打，没少被人羞辱。我又不是玻璃，搞得那么爱你的样子，简直奇怪。杨一说，确实奇怪，都不是玻璃，彼此都没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安慰，有点可惜了。
一九九一年，在戴城郊区的运河里，他告诉我，重点中学有一个孩子跑到农药厂的水塔上，跳了下来。因为没考上大学，就要去死，这件事我很想不通。我安慰杨一，放心，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然后就此离开我，去伟大的首都北京。杨一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高材生落榜的先例有很多。我问他，如果考不上大学，那该怎么办，复读吗。杨一说他不会去复读，他愿意和我一样在厂里做个工人。我说那挺好的，只要不去自杀，怎么都好。
杨一说，他爸爸不让他考清华，北京的大学不许考，还是考考上海的化工学院算了，子承父业，三代都跟农药打交道。我说，恭喜恭喜，我也是子承父业，我们以后就是同行啦。他听了这个话非常郁闷，他说，小路，我要永远离开戴城，这个乡逼横行的地方。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农药厂的水塔下面，水塔直挺挺戳向天空。穿过长草，道路越来越窄，化工厂里的气味越来越重，草丛里横七竖八的废弃钢筋就像史前动物的骨骸。杨一说他要爬上去，真他妈的高啊，他跟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能爬上去，他就去报考清华，假如爬不上去，那就听天由命吧。那时候，他的眼神是认真的，他常年狡黠的眼神一旦认真起来，那就说明要出事了。
他攀住水塔上的钢筋梯子，说，好烫。抬腿就往上爬。到半空的时候，他朝我看了看，腾出一只手来敬了个礼。天空中的太阳晃着我的眼睛，再后来，我只能看到一团蠕动的影子。我喊道，喂，你要是像他一样跳下来，我就输给你一包红塔山。这句话刺激了杨一，他在半空中发出悠长的啸声。那一刻我甚至预感到他真的会掉下来，和死鬼一样，变成一个自由落体，沿着光线的轨迹与他自身的阴影紧贴在一起。
后来，道路那边走过来一群工人，看见了杨一，都大声叫好，把厂里的干部也引来了。干部大骇，不久前刚有人跳水塔死了，害得厂里的安全奖金都没了，怎么又来了个不怕死的？干部们在下面大骂，把我也揪住。忽然一团黑影飞下来，掉在众人头上，原来是杨一的拖鞋。我急了，扯着脖子对杨一喊，操他妈的，你还不赶紧下来，我要被抓到保卫科去啦。
后来他抖抖索索地从上面爬下来，衣服上蹭了很多铁锈，干部们掐住我们的后脖子，把我们赶出厂门。我问杨一，爬上去了吗。他很沮丧地摇摇头说，上面加了个盖子，还有锁，爬到一半就歇菜了。
沿着长满蒲公英的荒地往回走，他告诉我，爬到半空时候，风很大，放眼望去是工厂仓库黑乎乎的屋顶，还有远处的反应釜和管道，杂草浓缩为一片灰绿的颜色，世界好像一块废弃的电路板。他觉得很神奇，想停下来观赏，但梯子非常烫手，停下来就可能把手心的皮给烫掉。于是他只能往上爬。他听见下面有一群工人在叫，不知喊些什么，到了那样的高空孤零零地挂着，耳朵里就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好像是低频的声波。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水塔在接近顶部的地方被锁住了。其实铁锁本身并不妨碍别人自杀，就算从梯子上跳下去也是一样死掉，但杨一并不是为了来死的，他只是想爬上去许愿而已。他试图用手推开盖子，可是那玩意焊得很牢，纹丝不动。他停在那里，双手抓住铁制的梯子觉得钻心的烫，只好下来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那女孩儿约定了，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他们一起离开戴城，一起去别的城市。其实北京还有其他的大学，他们都不用这么玩命。也是幼稚，没办法。后来那女孩儿跟他分手了，她去了南京，他去了上海。
在去上海之前，杨一说，他会永远爱着欧阳慧，因为他把处男之身交给她，同时也得到了一份处女之身的回报。可惜欧阳慧已经不再理他了，暑假里他几次去找她，她的态度都冷冰冰的，最后欧阳慧告诉他：“我已经不爱你了，你还不明白吗？”杨一不明白。欧阳慧就解释说：“其实你根本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只是在那个年龄上，我爱上了你。”这句话杨一也不明白，因为它本该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出来的，而她只有十九岁。我想，假如一个女孩儿写诗，她就有可能在十九岁的时候说出三十岁的话吧？可惜杨一才十九，而且距离三十岁还有差不多十年。他觉得，性爱是不能遗忘的，那东西烙在脑子里，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欧阳慧就说：“你以后会想明白的。你走吧。”
那天我把他送上火车，看着他急吼吼地跟两个女孩调情，我想，所有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情，爱与性，追随与叛逃，都可以留待以后去寻找答案了。我为杨一感到庆幸。火车带着他离开了戴城。我返身走出月台，刚才还是人山人海，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好几个鞋子，火车站有点像散场之后的电影院。
当我在人世游荡到厌烦的时候，想起杨一，去上海的化工学院找他。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我背着一个破包，头发蓬乱，身无分文。我看到杨一躺在寝室里，只穿了一条裤衩，同样也是头发蓬乱，身无分文。他无力地对我挥挥手，说，小路，我钱都花光了，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能给我去买个包子吗。我说我也没钱了，还打算找他借点呢。杨一说，那你有烟吗，香烟你不会没有的。我从口袋里摸出了最后一根烟，点上，自己吸了两口，塞到他的手指缝里。
我说他笨，没钱不会去借啊。杨一说，我们寝室里每个人都是举债度日。我一看那寝室，完全就是狗窝，我都不用去形容了，反正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几个床铺上各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都只穿着裤衩，对杨一说：杨一，有烟啊，给我抽一口。杨一说，今天的课还去上吗。下铺的兄弟说，我走不动了，我会因为低血糖而晕倒在离教室四百米的地方。杨一就对我说，小路，你帮我到某某教室去，点名的时候答应一声，然后你去给我弄点吃的，树皮也行。
那时候我就幸灾乐祸地狂笑起来，杨一，这他妈的就是你的理想吗，离开了戴城你没有变成一个上海人，而是变成了乞丐。杨一没力气跟我斗嘴，只是虚弱地说，不要诬蔑知识分子。
我摇摇头，跑到那教室里，照着他说的，点名时候答应一声，然后再溜出来。很麻烦，我也没钱了，到哪里去弄吃的呢？忽然在校园的小道上看见一块手帕，女孩子的，我把手帕捡起来，再往前走看见一把钥匙，我乐坏了，快步上前，寻找那个漏了口袋的女孩儿。再追上去，看见一个女孩儿的衣服下面飘出一张两元的纸币。这短暂的追随她的旅程让我发狂，上帝啊，两元。我揣着那张钱，买了四个实心馒头，一路啃着回到寝室，给了杨一两个馒头，他眼睛都绿了。我喝了一口水，抬头一看，他手里只剩一个馒头了，我再喝一口水，另一个馒头也就剩下一小块了。下铺的兄弟还在喊：杨一，剩下那小块给我吧，求你了，我用手掌机跟你换。
吃过了东西，总算可以下床走走了。这时有个胖乎乎的学生干部跑进来，说，选人民代表呢，你们怎么还没填好。杨一大怒，说，老子肚子里都空着呢，饭没吃饱，选他妈逼代表。抬手在选票上写了个麦当娜。下铺的兄弟说，杨一，帮我也填了。杨一说，你选谁。下铺的兄弟说，克林顿吧。还有一个躺着的说，我选机器猫。学生干部说，你们这三个代表全是废票。
我问杨一，怎么他妈的都穷成这样，要等着饿死。杨一说，也不是穷，而是家里的汇款没寄到，大学生的贫穷和家里有没有钱并无直接关系，有些人家里挺阔的，照样吃不饱，因为上半个月就把钱花得精光了。要是我早半个月来找他，就能过上大款一样的生活。
傍晚我们坐在大学的草坪上，周围都是谈恋爱的男女，抱着脑袋狂啃嘴。我问杨一有没有女朋友，杨一说没有，已经读到大三了，一直荒着，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倒是很滋润的。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欧阳慧，唏嘘一番。杨一考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他问我有没有女人，我不告诉他，免得他嫉妒死。那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又饿了，并且烟瘾难熬。杨一就带着我去学校的诗社，说那里女生多，比较容易借到钱。我就嘲笑他，毕竟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啊，到现在还跟女诗人扎在一起。
就是那天，我目睹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那是一个挺大的教室，据说这就是诗社。有一个诗人在前面朗诵，后面有二十几个诗人在排队，女生们围着他们，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再后面就是一群佝偻着身体的穷光蛋，像农村里的闲汉，抄着手，缩着脖子，面露痴呆式的笑容。杨一也是这样一副形象。倒是我，虽不是大学生，看起来还有点英姿飒爽。有个女学生正在上面朗诵，下面的闲汉们呵呵地笑着，好像在看一出皮影戏。
后来有个诗人朗诵道：“冬天的农民，都是我的父亲。”刚念完这句，就听见下面一片狂笑，杨一喊道，歪诗别念啦，当心你妈砍了你。我看着杨一，觉得有点羞愧。有个女生回过头对杨一说，讨厌，听不懂诗就滚蛋。杨一冷冷地说，我脑子笨，只听得懂评书。我赶紧向那女孩儿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脑子受刺激了，他以前女朋友也是个诗人，把他抛弃了，所以他现在听不得这个。说完赶紧把杨一拖走了。
我和杨一走在校园的道路上，他还是缩着脖子，衬衫敞开，露出奶头，一双塑料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的。看上去很有魏晋风度，其实狗屁。我说，操，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我还以为你天天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呢，你他妈的这哪里是读大学啊。杨一说，你这就不懂了，大学里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好好学习早日混上去的精英分子，一出校门就能找到好工作，第二种就是我这样的，黑道帅哥，不用读书，由你玩四年反正能混就混。这时我意识到，眼前的杨一，已经不再是当年爬上水塔发誓要考清华大学的少年了。
到了晚上，我们都饿坏了，喝了很多水，后来杨一说，也罢，小路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我总不能让你饿着，为了你，我铤而走险一次。他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捞出一把西瓜刀，用报纸卷了卷，对我说，我们去打劫中学生。
我跟着他走出学校，一路走一路劝，别这样，抓住就判十年。杨一说不用担心，抢完了就往大学里一钻，黑咕隆咚的谁也认不出我们。还记得当年我们被人抢劫的样子吗？那伙小流氓一个都没被抓到过。到了街上，黑漆漆的，冷冷清清，连中学生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晚上，中学生都回家了。我说，操他妈的，选错时候了。杨一说不要紧，附近有个卫校，都是女孩子，晚上有很多都会到化工学院来玩的，挑一个落单的抢。我说，你真是人性泯灭啊。
我们在卫校附近蹲了半个多小时，果然有一个落单的女孩儿走过来，整条街上就她一个人。杨一从电线杆后面闪出来，我闪到女孩儿后面，把她包抄住。杨一说，小妹妹，借点钱。女孩儿指着杨一说，你想吓死我啊。杨一说，别喊，我带着西瓜刀呢，借五十块钱。女孩儿说，操，我就只有二十块饭票。杨一说，饭票也行。抢到手一看，还是化工学院的饭票，非常高兴。女孩儿说，够意思吧，我就在你们学校搭伙的。杨一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化工学院的。女孩儿说，我操，一看你就是大学生，我们卫校没有男生。就这样，杨一谢了那女孩儿，让人家留电话，说是隔日奉还，然后撒腿就跑。女孩儿可能被他迷住了，竟然没有喊人。
回到学校，我们用饭票换了两包烟，又去吃了点东西，还剩下一点饭票，明天吃早饭。夜里我和他睡在一个铺上，他提醒我，别再像从前一样，遗精遗到他屁股上，他现在脾气比我大，可能会为此杀了我。
深夜我躺在床上，前胸贴墙，后背贴着杨一，想到我们少年时代经历过的一切，戴城的流氓，技校与重点中学，欧阳慧，于小齐，曾园，残废，虾皮，还有死掉的老丁以及他的两个老婆。所有的脸都浮在我意识的表面，没有思考的余地，只是让他们飘过去。我没告诉杨一，我现在经常失眠，失眠的人是不会遗精的。
我问杨一，你还爱欧阳慧吗。
杨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又反问我，你还爱于小齐吗。
我说，假如我有一天能找到她，我就会知道自己爱不爱她了。
说到欧阳慧。
杨一大四那年，我又去化工学院找他，没找到。他失踪了。下铺的兄弟偷偷告诉我，杨一跑到学校外面去打电子游戏，遇到两个小流氓，结果打起来。以一敌二，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杨一满脸是血，跑回宿舍，抽出西瓜刀再冲回去。过了一个小时，他满身是血地跑回来，换了一身衣服就走了。估计是把人砍了，有没有出人命就不知道了。
我打了个电话回家，让我爸爸上楼去问问，答复是：杨一没回家。于是我躺在他的床上，这张鸟床，十一月的天气，下面铺的还是草席，上面的被子散发着一股酸臭，床上堆着古龙的武侠小说和大量淫秽杂志，不但有图片淫秽的，还有那类专门描写强奸杀人的法制类杂志，真不知他已经饥渴到一种什么程度了。我和衣躺在一堆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中，睡觉，等他回来。
他一直没回来，睡到第三天早上，有人对着我喊：“杨一，有人找你！”我从床铺上伸出脑袋，看见一个女的站在宿舍门口，背着一个背包，戴着一顶贝雷帽，挺帅的。我当时睡眼惺忪，看见那张脸，几乎从床上滚下来。
“小齐？”
那女的说：“咦，怎么是你？杨一呢？”
我揉揉眼睛。我终于看清了，她不是于小齐，而是欧阳慧。我把她错认为于小齐了，而她也发现我不是杨一，我是路小路。
我心里非常伤感，跳下床，有几本淫秽杂志跟着我一起下来了。欧阳慧走进来，捡起杂志看了看，脸上有点烧，嘲笑地说：“他现在天天看这个？”我说：“不是不是，还看些世界名著的。”我拽过一本《多情剑客无情剑》。欧阳慧说：“床都跟狗窝一样了。”
我告诉欧阳慧，杨一跑了，出事情了，不过看来问题不大，我在这床上躺了三天也没警察来找我。只是要找到他不容易，得等他自己回来。欧阳慧说：“我不是来找他的，顺路经过，来看看。”
她是来化工学院的诗社玩的，她也写诗，想起杨一也在这里念书，就找了过来。欧阳慧的气质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从前她只是一个穿着橙色校服的平胸女孩，经过了几年时间，她变得成熟了，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她的神色又是这么平静。我想，世界就是这样保持着平衡，我们不认识的人有一天会认识，而曾经认识的人却会变得不认识。
欧阳慧说：“就是来看看他吧，好几年不见。”
我说：“他一直挺想见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女朋友。”
欧阳慧说：“行了，既然不在，我就走了。”显然她并不愿意和我多交谈。我送她到宿舍楼下，她说：“对了，替我问候一下你表姐。我特喜欢她。”我黯然地说：“我表姐出事了，被人害了。”欧阳慧愣了愣，吁了口气说：“是吗？那也太……太遗憾了。”
临走前，她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最近出的诗集，你给杨一。”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书名叫《我的旅程》。我翻到作者介绍，这时我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是南师大的才女，并且被归入了某一个诗歌流派。欧阳慧笑笑说：“自费印的书，稍微自我膨胀一下，不要当真。”我说：“过谦了。”
她走了。我只送她到宿舍门口，我想我此生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包括杨一也是，她是来和他告别的，或者只是因为好奇才来看一看，当然，那几本淫秽杂志和狗窝一样的床铺，已经足以填补她的好奇心了。非常遗憾的是，她见到的人是我，我代替了杨一与欧阳慧说再见。
两天之后，我半夜睡在床铺上，忽然有人摸上来，把我吓一跳，那人也很害怕，说“什么人”。我一看，杨一回来了。他非常脏，头发倒是剃得很干净，完全变成光头了。他告诉我，那天拿着西瓜刀出去，他候在游戏房外面，等那两个人出来，深夜里抡起西瓜刀一通胡砍，听见一连串的惨叫，伤者鼠窜而去。他把刀扔进河里，回到宿舍换了衣服就溜了。一直跑到杭州的亲戚家，躲了一个礼拜，再打电话回学校，发现对方没有报案，他就溜回来了。这时他很得意，说：“这辈子终于也砍了人。”
我只告诉他，砍得很不是时候，他错过了与欧阳慧的见面。我从一堆淫秽杂志中翻出女孩儿的诗集，像还债一样郑重地交到他手里，同时扔给他一根香烟。我想他此刻需要抽烟。
杨一大学毕业后，本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但他爸爸坚持要他回到戴城，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放心他在外面。杨一考虑了一下，就真的回去了。他在上海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还不如回家。
回到戴城以后，他买了一台游戏机，每天蹲在屋子里打游戏。坦克大战，轰掉了几万辆虚拟的坦克。这个游戏是双人组合的，他找不到同伴，我在外面游荡呢，于是他把呆卵叫来，教这个傻子打游戏。一个无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一个同样无业的白痴，每天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狂打坦克，中午想起来饿了就吃点泡面，顺便给傻子也弄一碗，吃完了继续打。有时傻子跑到幼儿园外面去看风景，杨一独自打坦克，觉得很孤独，就冲出去把傻子拉回来，央求他一起玩。傻子也不是每次都肯陪他玩的，傻子也有尊严，也有厌倦的时候。
有一天，杨一扔下游戏机手柄，跟着他爸爸去农药厂报到了。
在那个破烂、陈旧、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化工厂里，他再次看到了曾经有人自杀的水塔，想起那一年，他爬上去，路小路在下面看着他。他在半空中感到世界是就像一块集成电路板，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铁架子，几乎让他把持不住，那只拖鞋代替了他坠落在草丛里。
这时他不再愤怒了，进了农药厂就没什么好愤怒的，拿西瓜刀砍过人又有什么用？这里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兵器，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再牛逼，也还是一个业余的砍人选手，玩票而已，甚至连玩票都嫌迟。
他顿悟了，进了工厂就下车间倒三班，第一年在昏天黑地中度过。他用甜言蜜语征服了车间里的阿姨和车间外面的领导，第二年调到供销科，开始贩卖农药。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适合去做销售，大概世界上只有路小路知道他其实是个忧郁的人。
在盛夏的时候，他去外省，那些名字听上去都差不多的县城。从城市再到乡村，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中巴车，车子里有人，有鸡鸭，有一只散发着膻味的山羊。他没有歧视山羊，因为他本人身上也散发着膻味。夜里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被子好像是被山羊睡过的，他也无所谓，因为这条被子比他大学时代的还略为舒服一点。
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县城，卖掉了多少农药，他像一个古代的货郎，游走于乡村之间，陪农科站的人喝酒，在麦田里和农民聊天，把宣传横幅挂在县城的商店门口，给生病的农作物开处方，甚至在卫生所帮忙抢救那些喝药自杀的妇女。渐渐地，他对于丰收有了一种感情，他憎恨大水，因为庄稼都死了，农药也就卖不出去了。他喜欢看到农民丰收的神情，在他的故乡戴城，人们把拥有这种表情的人统称为乡逼。
他在县城里遇到过流氓，那不是戴城拿着西瓜刀和铁管斗殴的小混混，而是乡下的黑帮，用杀猪刀抵住他的腰，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把他洗劫一空。这让他回忆起初中时代，和路小路一起被人打劫的事情，很相似，但是更恐怖。他曾经变成一个同样凶暴的人，抡着西瓜刀把少年时代所受的屈辱都报复回去，但是，这没用，这仍然只是噩梦的一部分。
他在某个县城和一个老板做生意，货到付款，一卡车的农药运到老板那里，钱却迟迟不给他。一百万啊。他蹲在老板家门口，苦苦央求着。老板说，你再等一个月吧。他打电话回厂，厂里说，要不到钱，你就提着脑袋回来吧。他在那个县城呆了两个月，打电话给大学同学，学习了制造汽油弹的方法，拎了两个土炸弹去找老板。后来他全身回到厂里，钱也要回来了，成了全厂的英雄、当年的楷模，连他爸爸都要向他学习，这种为了集体不怕坐牢不怕炸死的精神。
揣过了汽油弹，他又有点恢复自信了，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变成个讨债队的，但这感觉还不错。有一次跟着科长去某个县城讨债，十万块钱。对面坐着个乡下土老板，杨一拍着桌子说：“我会造汽油弹，你想想清楚。”乡下土老板怕了他，给了他们十万块的现金，让他们写收条。科长揣着那包钱出门的时候非常害怕，杨一不明所以。走出去五百米，后面走过来一个蒙面大汉，手拿一杆猎枪，对着科长的后脑勺轰了一枪，抢了钱就走。杨一站在街上，看见科长的直挺挺地倒下，脑浆和鲜血向着正前方甩出去。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他妈的变成盐柱，他只能看着科长的死尸。有一只苍蝇轻快地飞来，落在杨一的头上，苍蝇脑子也有病，放着满地的脑浆和鲜血不去舔，为什么要爬到活人头上？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关于火药枪轰脑袋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失忆症，别人问他，他都想不起来了。在某个深夜他把这件事讲给路小路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这时路小路想起老丁：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逃命这一条路。路小路想，老丁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假如是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或者是指着你身边人的脑袋，这时，选择逃命也不那么丢人吧。我愿意自己的奔跑是一种追寻，而不是逃命，但这仅仅是我愿意。
那一年杨一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揣着他的农药宣传单，带着他的《害虫防治指南》。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知有谁扔了几份过期杂志在茶几上，他拎起来看，其中有一份是诗刊。旅馆的茶几上居然有诗刊，也真见鬼了。他翻开杂志，用一种嘲笑的表情浏览着，后来他看见有一个名字，他曾经非常熟悉，为之念念不忘。可那女孩儿的名字前面印着：四川。她明明是戴城人，怎么会跑四川去了呢？她是他从前遇到的那个人吗？
夜里他半躺在旅馆的床上，像路小路十七岁那年一样，就着昏暗的灯光读女孩儿的诗，内心的迷惘就像杂志上的字。这个陌生的县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她的诗？
后来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查房的，拉开门，外面闪进来一个女的，爆炸头，红衬衫，一对大胸将他逼退三步。女的说，一百块，好不好。杨一看着这种装束，多年前的恐惧感忽然当头砸下来。太他妈的可怕了。然而，与此同时，他感到下面起了一种反应，这是他少年时代经常体会到的，同桌的你，幽幽的香味飘到我的鼻子里，简直就像条件反射。
杨一给了她一百块，女的说，先生你真爽气，我还第一次遇到先付钱的呢。杨一就把钱塞到她衬衫里。女的返身锁门。做事的时候，女的说，哇，亲爱的你好威猛。杨一说，我小时候割过包皮的，所以威猛。女的骑在他身上，问，先生你有多久不近女色了。杨一想了想说，五六年吧。
后来他说，我认识你的，你叫黄莺，你还认识我吗，我叫杨一。女的说，先生你真会说笑话，我不叫黄莺，我叫飘飘，不过你要是把我当成那个黄莺，我也无所谓。杨一说，公判大会的时候我见过你的，现在放出来了。女的说，噢哇，亲爱的，温柔点。
还是就着昏暗的灯光，杨一仔细端详她的脸，他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当年的黄莺，在她的头颅一侧，是一本摊开的诗刊，他又去看那些字。觉得自己很可笑，就闭上眼睛专心地消费。
做完这些事情，女的坐在床上，要了根烟。杨一陪着她抽烟。女的捞起床头的诗刊说，你是文化人啊，还读诗。杨一说，你他妈的别去碰，放下。后来他又说，我真的认识你的，不过呢，有可能你患上了失忆症，也有可能我精神分裂。女的穿上她的红衬衫，说，亲爱的你真有意思，我给你留个拷机号码，下次你还找我。
那女的走了以后，夜晚还没有结束。时间真是漫长啊，除了衰老特别迅速，其他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好像永远都过不去。他想，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往事干杯的吗？
第二天中午，杨一走出旅馆。天气非常热，县城的景色让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戴城，如今的戴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街上不再有流氓，河里也不再有游泳的少年。在酷烈的阳光下，他忽然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夏天，躲在家里和女孩儿亲昵的场景。那已经太遥远了，这中间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人世。那女孩儿说，在夏天我们度过了仅有的十年，她要去这人世面壁思索，她说亲爱的不要在北方定我的棺材。杨一站在县城荒凉的马路上，忽然回头张望，好像那女孩儿在遥远的过去呼喊他。是啊，她说过，十八岁的杨一只是她在那个年纪上爱过的人，可是她当时不知道：这样的决绝本身也是一种迷失，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抛弃的过去，并不存在孤立于生命中的十八岁。
这时他想，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的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之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不承认自己就是往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
杨一回头的刹那，是那女孩儿在人世中想到了他，还是在人世以外保佑他呢？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四个赤膊的抢劫犯，手里拿着尖刀向他走来，呈扇形的，脸上都带着残忍的微笑。假如他没有回头，他将会被人捅死在县城的小街上，他追随她的旅程就此告终。他只能将这看作是一种天意。
他非常恐惧，恐惧得近乎迷惘，后来是那女孩儿在遥远之处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他打醒了。
杨一撒腿就跑。
当年，杨一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化工学院，他没有去考清华。就算考了也没用，他分数不够。
那年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上海，他瘸着腿。暑假里他独自去太湖游泳，刚一下水，一脚踩在一块玻璃上，当场划开一条口子。这伤口直到九月都没好。到了火车站一看，天哪，又是人山人海，简直就跟难民逃亡一样。我对杨一说，你知道吗，去年我带欧阳慧去上海，也是这个风景，我是把欧阳慧举起来塞进车门的。杨一说，你就别提欧阳慧了。那年欧阳慧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她和杨一向着沪宁线的两个方向离开了戴城。
杨一看着如潮的人群涌向列车，中间夹杂着尖叫和咒骂，欧阳慧带来的伤感情绪彻底消失了。现在他要考虑的是怎么爬上那列火车，去化工学院，做一个上海人。他对路小路说，你能把我也抱起来塞进去吗。路小路摇摇头，说，你做梦吧。杨一瘸着腿，驻着一根老头拐杖，走到车窗那里，对路小路说，快点他妈的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我塞进车窗里。于是我举起杨一，车窗里是两个女孩儿，看见杨一要钻进来，齐声尖叫，下去下去！有个女孩儿举起一根黄瓜，照着杨一的脑袋猛打。杨一大喊，操你妈不要打我。我在后面推着他，把他往里面塞，并且大喊，他是残疾人，他是残疾人。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某个女孩儿的裤裆里，女孩儿大叫，流氓啊抓流氓。我把他的包袱和铺盖都扔进去，对那女孩儿说，他不是流氓，麻烦你路上多照顾他啦。女孩儿把黄瓜扔到了我的头上。
杨一站直了身子之后，开始跟女孩儿聊天，我叫杨一，今年高中毕业，我是某某化工学院的，你们叫什么名字。黄瓜女孩儿说，我叫何丽娜。对面那个女孩儿说，我叫袁婷，我们也是刚毕业，去上海。我站在车窗外面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能不能稍等一会儿泡妞，你就不跟我告别一下了吗。杨一对女孩儿们说，这是我的哥们，他是无业青年。黄瓜女孩儿居高临下瞅瞅我：哦，无业青年啊。
我对杨一说，哥们，再见啦，你十年来的理想就是离开戴城，从此不做乡逼，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的理想实现，非常之欣慰。杨一眼眶也湿了，说，小路你见到于小齐，替我问个好，还有那骚大姐曾园。
这时我想起九岁那年，第一次看到他，他在坐在一辆黄鱼车上，他爸爸骑着车子，后面有一口带镜子的大橱，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杨一坐在车沿上，两脚挂在外面，正在慢慢地啃一个包子。他看到我站在报春新村那幢楼下面，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路小路。杨一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那以后，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念书，老师说，路小路和杨一，既然你们是邻居，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们同桌吧。杨一说，老师，我想跟女同学坐一起。老师说，杨一，你的思想品德有点问题。结果，那个学期的成绩单上，在操行一栏，老师特地写上：该生不太纯洁，建议多加教育。那年他才读小学二年级。小学老师当然不好意思说他“淫荡”，于是改用“不太纯洁”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成绩单拿回家一看，杨一的爸爸也傻了，什么叫不纯洁呢？是不是衣服穿得太脏了？
十岁那年夏天，三炮带着我和杨一去偷看女浴室。那是丝织厂的职工浴室，我们跟着三炮，爬到宿舍楼顶上，那是个坡顶房子，很陡，要是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从三楼摔到地面上肯定完蛋。我们穿着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走在屋顶，三炮在屋顶上铺了一件雨衣，我们趴在雨衣上，向着对面的女浴室张望，夏日的夕阳使眼前的景物处于逆光位置，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异常美丽。屋顶上的温度很高。这时三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望远镜，对我们说，用这个看最清楚。这是一台军用望远镜，是三炮的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非常稀罕。三炮用望远镜对着女浴室看，并且说，哇，真的看见了，有女人光着身子。杨一说，三炮给我看看。我也说，三炮，快点把望远镜借给我。三炮说，望远镜借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要去给我买雪糕吃。我们说，看完了就给你买。三炮不相信我们，让我们马上去买，然后才能看。
那样美丽的夏日黄昏，好不容易跑到屋顶上，却什么都看不到，这太遗憾了。我和杨一没辙，只能从老虎窗爬下去，给三炮买雪糕。下楼的时候，刚洗完澡的女工，头发湿漉漉地端着脸盆走上来，对我们喊，小鬼，不要乱跑。我们窜到楼下，把所有零钱凑起来，只够买两根雪糕的。那个年代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能吃到断头冰棍已经很不容易了。看着白色的雪糕，闻到奶油的香味，我和杨一都忍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合吃一根雪糕，把另一根贡献给三炮，但我们实在太饥饿，再说爬上楼顶也很麻烦，我们就舔着雪糕回家了。
可怜的三炮在屋顶上等我们，起初他很高兴，今天看到了赤膊女人同时又能吃到雪糕，后来，望远镜里的女工们一个个穿上衣服消失了，再后来天黑了，云霞陷入暗蓝，街灯亮起，屋顶上不再炎热，无数蚊子围着他飞来飞去。三炮还在惦记着雪糕，那个杨一和路小路为什么还不上来呢？终于，他意识到我们是不会再上来了。他只能独自从老虎窗爬下来，天色太黑，他什么都看不清，一脑袋扎进了窗子里，摔进一堆破箩筐，人倒还好，只是把那台望远镜砸得稀烂。三炮哭着回到家，他爸爸一看，望远镜坏了，拎起棍子就打。这时候我和杨一已经洗好了澡，蹲在楼道里下军棋了。三炮嚎哭着对我们说，你们赔我望远镜！我们说，你脑子有病，关我们屁事啊，又不是我们弄坏的。
我和杨一就这样成为了异姓手足。如我所说，别人是青梅竹马，我们呢，只能是竹马竹马。后来的女孩儿看见我们，都误认为我们有同性恋的倾向，其实这是假象，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残酷的少年时代，成年以后未免有点相互疼爱。这种感情当然很恶心，我倒觉得同性恋比它还要正常一些。
三年级的时候，男生经常玩一种游戏：面对墙根，比谁尿得高。那时候没有人比杨一尿得更高的，他的绝技是捏住包皮，露出一小点口子，让尿液标出来。这和高压水龙头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他可以尿过自己的头顶，我们都做不到。同时我们都会躲得远远的，防着他的尿把我们的头发打湿了。他用这个绝技赢了无数的玻璃球、橡皮筋、冰棍、洋画。
四年级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室门口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她拍拍手掌对女同学说，女同学们今天上体育课，到楼下去跑步，男同学留下来。女同学叽叽喳喳地像谷场上的麻雀，呼啦一下都消失了，剩下我们这些男同学，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吩咐。白大褂医生们在教室一角拉开一个屏风，也是白色的，看不见后面有什么把戏，只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杨一凑在我耳朵边上说，打预防针，你可不要哭。
班主任说，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都站了起来。班主任说，请大家把裤子褪下来。我们面面相觑，打预防针都是捋袖子的，没听说要脱裤子。没有人动手。班主任指着杨一说，杨一，你是好同学，你先脱下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杨一就把外裤脱了，挂在膝盖位置。班主任说，把内裤也脱了。
杨一看看自己的内裤，又看看老师，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内裤里面什么都没穿。班主任很不耐烦，走到杨一面前，把他的小裤衩往下一拉，露出白生生的一橛东西，然后说，大家都这么脱。我们看到杨一都脱了，也就无所谓了，一起解开裤子，拉下裤衩，站在那里。风从窗外吹入，凉飕飕的，很舒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忽然指着一个男生说，你怎么发育了。那个男生很苦闷地说，我留级的。医生对班主任说，割，都要割。
那天我们轮番走到那个白色屏风后面，每进去一个人，都会发出一声惨叫。最后所有人都眼泪汪汪，夹着腿坐在那里。我和杨一也哭了。说实话，割皮包本来是件好事，最好一生下就割掉，假如等记事以后割，就会留下非常惨痛的印象。我在那屏风里的时候，有个女医生还特地捂住我的眼睛，对我说，不要看。我懵头懵脑，然后尖叫起来。
手术结束以后清点包皮，医生发现，班上坐着三十三个男生，而包皮只有三十二个。医生说，肯定有人没割。班主任说不可能，我们班上就三十二个男生，没错的。医生又数了一遍，猛然发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上的留级生，留过两级，和若干年以后的黄莺是同一种类型的。她偷偷地坐在后面，把我们三十二个鸡鸡都鉴赏过来了。班主任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不到楼下去跑步。女生满不在乎地说，我今天来例假了，我不能下去跑步。
割过包皮以后，我们比赛尿尿，杨一就再也没赢过，他终于恢复了正常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割那玩意，割过了以后好在哪里，这些都要等女孩儿们来告诉我们。
一起割过包皮，就会成为患难兄弟。六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儿是学生干部，她很喜欢杨一，经常跟他一起出黑板报。当时我也和他们凑在一起。有一天，那女孩烦了我，就说，其实你根本不配跟我玩。我目瞪口呆，那女孩接着说，你也不配跟杨一玩。杨一听了这话，对她说，得，我看我们俩都不配跟你玩。然后我们撂下那女孩，像一对同性恋那样手拉手回家了。
杨一经常对我说，小路，我为你做过很多牺牲。我说去你的，我也牺牲了很多，没少挨打，没少被人羞辱。我又不是玻璃，搞得那么爱你的样子，简直奇怪。杨一说，确实奇怪，都不是玻璃，彼此都没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安慰，有点可惜了。
一九九一年，在戴城郊区的运河里，他告诉我，重点中学有一个孩子跑到农药厂的水塔上，跳了下来。因为没考上大学，就要去死，这件事我很想不通。我安慰杨一，放心，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然后就此离开我，去伟大的首都北京。杨一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高材生落榜的先例有很多。我问他，如果考不上大学，那该怎么办，复读吗。杨一说他不会去复读，他愿意和我一样在厂里做个工人。我说那挺好的，只要不去自杀，怎么都好。
杨一说，他爸爸不让他考清华，北京的大学不许考，还是考考上海的化工学院算了，子承父业，三代都跟农药打交道。我说，恭喜恭喜，我也是子承父业，我们以后就是同行啦。他听了这个话非常郁闷，他说，小路，我要永远离开戴城，这个乡逼横行的地方。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农药厂的水塔下面，水塔直挺挺戳向天空。穿过长草，道路越来越窄，化工厂里的气味越来越重，草丛里横七竖八的废弃钢筋就像史前动物的骨骸。杨一说他要爬上去，真他妈的高啊，他跟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能爬上去，他就去报考清华，假如爬不上去，那就听天由命吧。那时候，他的眼神是认真的，他常年狡黠的眼神一旦认真起来，那就说明要出事了。
他攀住水塔上的钢筋梯子，说，好烫。抬腿就往上爬。到半空的时候，他朝我看了看，腾出一只手来敬了个礼。天空中的太阳晃着我的眼睛，再后来，我只能看到一团蠕动的影子。我喊道，喂，你要是像他一样跳下来，我就输给你一包红塔山。这句话刺激了杨一，他在半空中发出悠长的啸声。那一刻我甚至预感到他真的会掉下来，和死鬼一样，变成一个自由落体，沿着光线的轨迹与他自身的阴影紧贴在一起。
后来，道路那边走过来一群工人，看见了杨一，都大声叫好，把厂里的干部也引来了。干部大骇，不久前刚有人跳水塔死了，害得厂里的安全奖金都没了，怎么又来了个不怕死的？干部们在下面大骂，把我也揪住。忽然一团黑影飞下来，掉在众人头上，原来是杨一的拖鞋。我急了，扯着脖子对杨一喊，操他妈的，你还不赶紧下来，我要被抓到保卫科去啦。
后来他抖抖索索地从上面爬下来，衣服上蹭了很多铁锈，干部们掐住我们的后脖子，把我们赶出厂门。我问杨一，爬上去了吗。他很沮丧地摇摇头说，上面加了个盖子，还有锁，爬到一半就歇菜了。
沿着长满蒲公英的荒地往回走，他告诉我，爬到半空时候，风很大，放眼望去是工厂仓库黑乎乎的屋顶，还有远处的反应釜和管道，杂草浓缩为一片灰绿的颜色，世界好像一块废弃的电路板。他觉得很神奇，想停下来观赏，但梯子非常烫手，停下来就可能把手心的皮给烫掉。于是他只能往上爬。他听见下面有一群工人在叫，不知喊些什么，到了那样的高空孤零零地挂着，耳朵里就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好像是低频的声波。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水塔在接近顶部的地方被锁住了。其实铁锁本身并不妨碍别人自杀，就算从梯子上跳下去也是一样死掉，但杨一并不是为了来死的，他只是想爬上去许愿而已。他试图用手推开盖子，可是那玩意焊得很牢，纹丝不动。他停在那里，双手抓住铁制的梯子觉得钻心的烫，只好下来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那女孩儿约定了，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他们一起离开戴城，一起去别的城市。其实北京还有其他的大学，他们都不用这么玩命。也是幼稚，没办法。后来那女孩儿跟他分手了，她去了南京，他去了上海。
在去上海之前，杨一说，他会永远爱着欧阳慧，因为他把处男之身交给她，同时也得到了一份处女之身的回报。可惜欧阳慧已经不再理他了，暑假里他几次去找她，她的态度都冷冰冰的，最后欧阳慧告诉他：“我已经不爱你了，你还不明白吗？”杨一不明白。欧阳慧就解释说：“其实你根本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只是在那个年龄上，我爱上了你。”这句话杨一也不明白，因为它本该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出来的，而她只有十九岁。我想，假如一个女孩儿写诗，她就有可能在十九岁的时候说出三十岁的话吧？可惜杨一才十九，而且距离三十岁还有差不多十年。他觉得，性爱是不能遗忘的，那东西烙在脑子里，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欧阳慧就说：“你以后会想明白的。你走吧。”
那天我把他送上火车，看着他急吼吼地跟两个女孩调情，我想，所有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情，爱与性，追随与叛逃，都可以留待以后去寻找答案了。我为杨一感到庆幸。火车带着他离开了戴城。我返身走出月台，刚才还是人山人海，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好几个鞋子，火车站有点像散场之后的电影院。
当我在人世游荡到厌烦的时候，想起杨一，去上海的化工学院找他。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我背着一个破包，头发蓬乱，身无分文。我看到杨一躺在寝室里，只穿了一条裤衩，同样也是头发蓬乱，身无分文。他无力地对我挥挥手，说，小路，我钱都花光了，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能给我去买个包子吗。我说我也没钱了，还打算找他借点呢。杨一说，那你有烟吗，香烟你不会没有的。我从口袋里摸出了最后一根烟，点上，自己吸了两口，塞到他的手指缝里。
我说他笨，没钱不会去借啊。杨一说，我们寝室里每个人都是举债度日。我一看那寝室，完全就是狗窝，我都不用去形容了，反正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几个床铺上各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都只穿着裤衩，对杨一说：杨一，有烟啊，给我抽一口。杨一说，今天的课还去上吗。下铺的兄弟说，我走不动了，我会因为低血糖而晕倒在离教室四百米的地方。杨一就对我说，小路，你帮我到某某教室去，点名的时候答应一声，然后你去给我弄点吃的，树皮也行。
那时候我就幸灾乐祸地狂笑起来，杨一，这他妈的就是你的理想吗，离开了戴城你没有变成一个上海人，而是变成了乞丐。杨一没力气跟我斗嘴，只是虚弱地说，不要诬蔑知识分子。
我摇摇头，跑到那教室里，照着他说的，点名时候答应一声，然后再溜出来。很麻烦，我也没钱了，到哪里去弄吃的呢？忽然在校园的小道上看见一块手帕，女孩子的，我把手帕捡起来，再往前走看见一把钥匙，我乐坏了，快步上前，寻找那个漏了口袋的女孩儿。再追上去，看见一个女孩儿的衣服下面飘出一张两元的纸币。这短暂的追随她的旅程让我发狂，上帝啊，两元。我揣着那张钱，买了四个实心馒头，一路啃着回到寝室，给了杨一两个馒头，他眼睛都绿了。我喝了一口水，抬头一看，他手里只剩一个馒头了，我再喝一口水，另一个馒头也就剩下一小块了。下铺的兄弟还在喊：杨一，剩下那小块给我吧，求你了，我用手掌机跟你换。
吃过了东西，总算可以下床走走了。这时有个胖乎乎的学生干部跑进来，说，选人民代表呢，你们怎么还没填好。杨一大怒，说，老子肚子里都空着呢，饭没吃饱，选他妈逼代表。抬手在选票上写了个麦当娜。下铺的兄弟说，杨一，帮我也填了。杨一说，你选谁。下铺的兄弟说，克林顿吧。还有一个躺着的说，我选机器猫。学生干部说，你们这三个代表全是废票。
我问杨一，怎么他妈的都穷成这样，要等着饿死。杨一说，也不是穷，而是家里的汇款没寄到，大学生的贫穷和家里有没有钱并无直接关系，有些人家里挺阔的，照样吃不饱，因为上半个月就把钱花得精光了。要是我早半个月来找他，就能过上大款一样的生活。
傍晚我们坐在大学的草坪上，周围都是谈恋爱的男女，抱着脑袋狂啃嘴。我问杨一有没有女朋友，杨一说没有，已经读到大三了，一直荒着，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倒是很滋润的。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欧阳慧，唏嘘一番。杨一考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他问我有没有女人，我不告诉他，免得他嫉妒死。那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又饿了，并且烟瘾难熬。杨一就带着我去学校的诗社，说那里女生多，比较容易借到钱。我就嘲笑他，毕竟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啊，到现在还跟女诗人扎在一起。
就是那天，我目睹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那是一个挺大的教室，据说这就是诗社。有一个诗人在前面朗诵，后面有二十几个诗人在排队，女生们围着他们，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再后面就是一群佝偻着身体的穷光蛋，像农村里的闲汉，抄着手，缩着脖子，面露痴呆式的笑容。杨一也是这样一副形象。倒是我，虽不是大学生，看起来还有点英姿飒爽。有个女学生正在上面朗诵，下面的闲汉们呵呵地笑着，好像在看一出皮影戏。
后来有个诗人朗诵道：“冬天的农民，都是我的父亲。”刚念完这句，就听见下面一片狂笑，杨一喊道，歪诗别念啦，当心你妈砍了你。我看着杨一，觉得有点羞愧。有个女生回过头对杨一说，讨厌，听不懂诗就滚蛋。杨一冷冷地说，我脑子笨，只听得懂评书。我赶紧向那女孩儿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脑子受刺激了，他以前女朋友也是个诗人，把他抛弃了，所以他现在听不得这个。说完赶紧把杨一拖走了。
我和杨一走在校园的道路上，他还是缩着脖子，衬衫敞开，露出奶头，一双塑料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的。看上去很有魏晋风度，其实狗屁。我说，操，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我还以为你天天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呢，你他妈的这哪里是读大学啊。杨一说，你这就不懂了，大学里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好好学习早日混上去的精英分子，一出校门就能找到好工作，第二种就是我这样的，黑道帅哥，不用读书，由你玩四年反正能混就混。这时我意识到，眼前的杨一，已经不再是当年爬上水塔发誓要考清华大学的少年了。
到了晚上，我们都饿坏了，喝了很多水，后来杨一说，也罢，小路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我总不能让你饿着，为了你，我铤而走险一次。他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捞出一把西瓜刀，用报纸卷了卷，对我说，我们去打劫中学生。
我跟着他走出学校，一路走一路劝，别这样，抓住就判十年。杨一说不用担心，抢完了就往大学里一钻，黑咕隆咚的谁也认不出我们。还记得当年我们被人抢劫的样子吗？那伙小流氓一个都没被抓到过。到了街上，黑漆漆的，冷冷清清，连中学生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晚上，中学生都回家了。我说，操他妈的，选错时候了。杨一说不要紧，附近有个卫校，都是女孩子，晚上有很多都会到化工学院来玩的，挑一个落单的抢。我说，你真是人性泯灭啊。
我们在卫校附近蹲了半个多小时，果然有一个落单的女孩儿走过来，整条街上就她一个人。杨一从电线杆后面闪出来，我闪到女孩儿后面，把她包抄住。杨一说，小妹妹，借点钱。女孩儿指着杨一说，你想吓死我啊。杨一说，别喊，我带着西瓜刀呢，借五十块钱。女孩儿说，操，我就只有二十块饭票。杨一说，饭票也行。抢到手一看，还是化工学院的饭票，非常高兴。女孩儿说，够意思吧，我就在你们学校搭伙的。杨一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化工学院的。女孩儿说，我操，一看你就是大学生，我们卫校没有男生。就这样，杨一谢了那女孩儿，让人家留电话，说是隔日奉还，然后撒腿就跑。女孩儿可能被他迷住了，竟然没有喊人。
回到学校，我们用饭票换了两包烟，又去吃了点东西，还剩下一点饭票，明天吃早饭。夜里我和他睡在一个铺上，他提醒我，别再像从前一样，遗精遗到他屁股上，他现在脾气比我大，可能会为此杀了我。
深夜我躺在床上，前胸贴墙，后背贴着杨一，想到我们少年时代经历过的一切，戴城的流氓，技校与重点中学，欧阳慧，于小齐，曾园，残废，虾皮，还有死掉的老丁以及他的两个老婆。所有的脸都浮在我意识的表面，没有思考的余地，只是让他们飘过去。我没告诉杨一，我现在经常失眠，失眠的人是不会遗精的。
我问杨一，你还爱欧阳慧吗。
杨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又反问我，你还爱于小齐吗。
我说，假如我有一天能找到她，我就会知道自己爱不爱她了。
说到欧阳慧。
杨一大四那年，我又去化工学院找他，没找到。他失踪了。下铺的兄弟偷偷告诉我，杨一跑到学校外面去打电子游戏，遇到两个小流氓，结果打起来。以一敌二，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杨一满脸是血，跑回宿舍，抽出西瓜刀再冲回去。过了一个小时，他满身是血地跑回来，换了一身衣服就走了。估计是把人砍了，有没有出人命就不知道了。
我打了个电话回家，让我爸爸上楼去问问，答复是：杨一没回家。于是我躺在他的床上，这张鸟床，十一月的天气，下面铺的还是草席，上面的被子散发着一股酸臭，床上堆着古龙的武侠小说和大量淫秽杂志，不但有图片淫秽的，还有那类专门描写强奸杀人的法制类杂志，真不知他已经饥渴到一种什么程度了。我和衣躺在一堆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中，睡觉，等他回来。
他一直没回来，睡到第三天早上，有人对着我喊：“杨一，有人找你！”我从床铺上伸出脑袋，看见一个女的站在宿舍门口，背着一个背包，戴着一顶贝雷帽，挺帅的。我当时睡眼惺忪，看见那张脸，几乎从床上滚下来。
“小齐？”
那女的说：“咦，怎么是你？杨一呢？”
我揉揉眼睛。我终于看清了，她不是于小齐，而是欧阳慧。我把她错认为于小齐了，而她也发现我不是杨一，我是路小路。
我心里非常伤感，跳下床，有几本淫秽杂志跟着我一起下来了。欧阳慧走进来，捡起杂志看了看，脸上有点烧，嘲笑地说：“他现在天天看这个？”我说：“不是不是，还看些世界名著的。”我拽过一本《多情剑客无情剑》。欧阳慧说：“床都跟狗窝一样了。”
我告诉欧阳慧，杨一跑了，出事情了，不过看来问题不大，我在这床上躺了三天也没警察来找我。只是要找到他不容易，得等他自己回来。欧阳慧说：“我不是来找他的，顺路经过，来看看。”
她是来化工学院的诗社玩的，她也写诗，想起杨一也在这里念书，就找了过来。欧阳慧的气质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从前她只是一个穿着橙色校服的平胸女孩，经过了几年时间，她变得成熟了，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她的神色又是这么平静。我想，世界就是这样保持着平衡，我们不认识的人有一天会认识，而曾经认识的人却会变得不认识。
欧阳慧说：“就是来看看他吧，好几年不见。”
我说：“他一直挺想见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女朋友。”
欧阳慧说：“行了，既然不在，我就走了。”显然她并不愿意和我多交谈。我送她到宿舍楼下，她说：“对了，替我问候一下你表姐。我特喜欢她。”我黯然地说：“我表姐出事了，被人害了。”欧阳慧愣了愣，吁了口气说：“是吗？那也太……太遗憾了。”
临走前，她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最近出的诗集，你给杨一。”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书名叫《我的旅程》。我翻到作者介绍，这时我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是南师大的才女，并且被归入了某一个诗歌流派。欧阳慧笑笑说：“自费印的书，稍微自我膨胀一下，不要当真。”我说：“过谦了。”
她走了。我只送她到宿舍门口，我想我此生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包括杨一也是，她是来和他告别的，或者只是因为好奇才来看一看，当然，那几本淫秽杂志和狗窝一样的床铺，已经足以填补她的好奇心了。非常遗憾的是，她见到的人是我，我代替了杨一与欧阳慧说再见。
两天之后，我半夜睡在床铺上，忽然有人摸上来，把我吓一跳，那人也很害怕，说“什么人”。我一看，杨一回来了。他非常脏，头发倒是剃得很干净，完全变成光头了。他告诉我，那天拿着西瓜刀出去，他候在游戏房外面，等那两个人出来，深夜里抡起西瓜刀一通胡砍，听见一连串的惨叫，伤者鼠窜而去。他把刀扔进河里，回到宿舍换了衣服就溜了。一直跑到杭州的亲戚家，躲了一个礼拜，再打电话回学校，发现对方没有报案，他就溜回来了。这时他很得意，说：“这辈子终于也砍了人。”
我只告诉他，砍得很不是时候，他错过了与欧阳慧的见面。我从一堆淫秽杂志中翻出女孩儿的诗集，像还债一样郑重地交到他手里，同时扔给他一根香烟。我想他此刻需要抽烟。
杨一大学毕业后，本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但他爸爸坚持要他回到戴城，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放心他在外面。杨一考虑了一下，就真的回去了。他在上海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还不如回家。
回到戴城以后，他买了一台游戏机，每天蹲在屋子里打游戏。坦克大战，轰掉了几万辆虚拟的坦克。这个游戏是双人组合的，他找不到同伴，我在外面游荡呢，于是他把呆卵叫来，教这个傻子打游戏。一个无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一个同样无业的白痴，每天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狂打坦克，中午想起来饿了就吃点泡面，顺便给傻子也弄一碗，吃完了继续打。有时傻子跑到幼儿园外面去看风景，杨一独自打坦克，觉得很孤独，就冲出去把傻子拉回来，央求他一起玩。傻子也不是每次都肯陪他玩的，傻子也有尊严，也有厌倦的时候。
有一天，杨一扔下游戏机手柄，跟着他爸爸去农药厂报到了。
在那个破烂、陈旧、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化工厂里，他再次看到了曾经有人自杀的水塔，想起那一年，他爬上去，路小路在下面看着他。他在半空中感到世界是就像一块集成电路板，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铁架子，几乎让他把持不住，那只拖鞋代替了他坠落在草丛里。
这时他不再愤怒了，进了农药厂就没什么好愤怒的，拿西瓜刀砍过人又有什么用？这里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兵器，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再牛逼，也还是一个业余的砍人选手，玩票而已，甚至连玩票都嫌迟。
他顿悟了，进了工厂就下车间倒三班，第一年在昏天黑地中度过。他用甜言蜜语征服了车间里的阿姨和车间外面的领导，第二年调到供销科，开始贩卖农药。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适合去做销售，大概世界上只有路小路知道他其实是个忧郁的人。
在盛夏的时候，他去外省，那些名字听上去都差不多的县城。从城市再到乡村，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中巴车，车子里有人，有鸡鸭，有一只散发着膻味的山羊。他没有歧视山羊，因为他本人身上也散发着膻味。夜里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被子好像是被山羊睡过的，他也无所谓，因为这条被子比他大学时代的还略为舒服一点。
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县城，卖掉了多少农药，他像一个古代的货郎，游走于乡村之间，陪农科站的人喝酒，在麦田里和农民聊天，把宣传横幅挂在县城的商店门口，给生病的农作物开处方，甚至在卫生所帮忙抢救那些喝药自杀的妇女。渐渐地，他对于丰收有了一种感情，他憎恨大水，因为庄稼都死了，农药也就卖不出去了。他喜欢看到农民丰收的神情，在他的故乡戴城，人们把拥有这种表情的人统称为乡逼。
他在县城里遇到过流氓，那不是戴城拿着西瓜刀和铁管斗殴的小混混，而是乡下的黑帮，用杀猪刀抵住他的腰，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把他洗劫一空。这让他回忆起初中时代，和路小路一起被人打劫的事情，很相似，但是更恐怖。他曾经变成一个同样凶暴的人，抡着西瓜刀把少年时代所受的屈辱都报复回去，但是，这没用，这仍然只是噩梦的一部分。
他在某个县城和一个老板做生意，货到付款，一卡车的农药运到老板那里，钱却迟迟不给他。一百万啊。他蹲在老板家门口，苦苦央求着。老板说，你再等一个月吧。他打电话回厂，厂里说，要不到钱，你就提着脑袋回来吧。他在那个县城呆了两个月，打电话给大学同学，学习了制造汽油弹的方法，拎了两个土炸弹去找老板。后来他全身回到厂里，钱也要回来了，成了全厂的英雄、当年的楷模，连他爸爸都要向他学习，这种为了集体不怕坐牢不怕炸死的精神。
揣过了汽油弹，他又有点恢复自信了，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变成个讨债队的，但这感觉还不错。有一次跟着科长去某个县城讨债，十万块钱。对面坐着个乡下土老板，杨一拍着桌子说：“我会造汽油弹，你想想清楚。”乡下土老板怕了他，给了他们十万块的现金，让他们写收条。科长揣着那包钱出门的时候非常害怕，杨一不明所以。走出去五百米，后面走过来一个蒙面大汉，手拿一杆猎枪，对着科长的后脑勺轰了一枪，抢了钱就走。杨一站在街上，看见科长的直挺挺地倒下，脑浆和鲜血向着正前方甩出去。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他妈的变成盐柱，他只能看着科长的死尸。有一只苍蝇轻快地飞来，落在杨一的头上，苍蝇脑子也有病，放着满地的脑浆和鲜血不去舔，为什么要爬到活人头上？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关于火药枪轰脑袋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失忆症，别人问他，他都想不起来了。在某个深夜他把这件事讲给路小路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这时路小路想起老丁：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逃命这一条路。路小路想，老丁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假如是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或者是指着你身边人的脑袋，这时，选择逃命也不那么丢人吧。我愿意自己的奔跑是一种追寻，而不是逃命，但这仅仅是我愿意。
那一年杨一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揣着他的农药宣传单，带着他的《害虫防治指南》。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知有谁扔了几份过期杂志在茶几上，他拎起来看，其中有一份是诗刊。旅馆的茶几上居然有诗刊，也真见鬼了。他翻开杂志，用一种嘲笑的表情浏览着，后来他看见有一个名字，他曾经非常熟悉，为之念念不忘。可那女孩儿的名字前面印着：四川。她明明是戴城人，怎么会跑四川去了呢？她是他从前遇到的那个人吗？
夜里他半躺在旅馆的床上，像路小路十七岁那年一样，就着昏暗的灯光读女孩儿的诗，内心的迷惘就像杂志上的字。这个陌生的县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她的诗？
后来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查房的，拉开门，外面闪进来一个女的，爆炸头，红衬衫，一对大胸将他逼退三步。女的说，一百块，好不好。杨一看着这种装束，多年前的恐惧感忽然当头砸下来。太他妈的可怕了。然而，与此同时，他感到下面起了一种反应，这是他少年时代经常体会到的，同桌的你，幽幽的香味飘到我的鼻子里，简直就像条件反射。
杨一给了她一百块，女的说，先生你真爽气，我还第一次遇到先付钱的呢。杨一就把钱塞到她衬衫里。女的返身锁门。做事的时候，女的说，哇，亲爱的你好威猛。杨一说，我小时候割过包皮的，所以威猛。女的骑在他身上，问，先生你有多久不近女色了。杨一想了想说，五六年吧。
后来他说，我认识你的，你叫黄莺，你还认识我吗，我叫杨一。女的说，先生你真会说笑话，我不叫黄莺，我叫飘飘，不过你要是把我当成那个黄莺，我也无所谓。杨一说，公判大会的时候我见过你的，现在放出来了。女的说，噢哇，亲爱的，温柔点。
还是就着昏暗的灯光，杨一仔细端详她的脸，他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当年的黄莺，在她的头颅一侧，是一本摊开的诗刊，他又去看那些字。觉得自己很可笑，就闭上眼睛专心地消费。
做完这些事情，女的坐在床上，要了根烟。杨一陪着她抽烟。女的捞起床头的诗刊说，你是文化人啊，还读诗。杨一说，你他妈的别去碰，放下。后来他又说，我真的认识你的，不过呢，有可能你患上了失忆症，也有可能我精神分裂。女的穿上她的红衬衫，说，亲爱的你真有意思，我给你留个拷机号码，下次你还找我。
那女的走了以后，夜晚还没有结束。时间真是漫长啊，除了衰老特别迅速，其他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好像永远都过不去。他想，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往事干杯的吗？
第二天中午，杨一走出旅馆。天气非常热，县城的景色让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戴城，如今的戴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街上不再有流氓，河里也不再有游泳的少年。在酷烈的阳光下，他忽然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夏天，躲在家里和女孩儿亲昵的场景。那已经太遥远了，这中间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人世。那女孩儿说，在夏天我们度过了仅有的十年，她要去这人世面壁思索，她说亲爱的不要在北方定我的棺材。杨一站在县城荒凉的马路上，忽然回头张望，好像那女孩儿在遥远的过去呼喊他。是啊，她说过，十八岁的杨一只是她在那个年纪上爱过的人，可是她当时不知道：这样的决绝本身也是一种迷失，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抛弃的过去，并不存在孤立于生命中的十八岁。
这时他想，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的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之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不承认自己就是往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
杨一回头的刹那，是那女孩儿在人世中想到了他，还是在人世以外保佑他呢？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四个赤膊的抢劫犯，手里拿着尖刀向他走来，呈扇形的，脸上都带着残忍的微笑。假如他没有回头，他将会被人捅死在县城的小街上，他追随她的旅程就此告终。他只能将这看作是一种天意。
他非常恐惧，恐惧得近乎迷惘，后来是那女孩儿在遥远之处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他打醒了。
杨一撒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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