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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二十二章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它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象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唉!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
  他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起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得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跹蹴在石圪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了他。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直等到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是因为其它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
  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他在石圪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他说了一遍,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
  他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棋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他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着“棋”。
  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他。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呀,他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
  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他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
  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地掏财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镢把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
  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
  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圪节的街上。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划着议论他。
  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哩?我没什么……”
  他父亲说:“我在家里心焦得坐不定,跑来看人家倒究怎样处理你呀……”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一会就回来呀。”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你早点回来……”
  “嗯。”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圪节的后街上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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