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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陰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 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 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槍,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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