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2)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经他的手就处决了几个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郑子云比他级别高，那时候他们都被关了几个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上头让他打十个右派，他能打上二十个，现在全他妈的一风吹啦，不算数啦。多会儿看见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会儿心里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该是对他点头哈腰的奴才，这会儿却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觉得他像是吃了败仗，这叫人以后还怎么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他恨不得把机关里的干部编成连队，搞成军队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别看部党组那些成员，开起办公会，说起生产、业务，哇啦、哇啦地没完，他简直就插不上一句话，干这个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里开了几十次批判会。后来地震，礼堂里开不成了，是他给田守诚出了个主意，把会场搬到部大院门口开去。他特意让办公厅行政处新买了标语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红，几个大白字“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显得格外醒目。沿着会场拉上了有线喇叭，那稀落的口号声也显得红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们在闹腾什么，来来往往围观的不少。那几次批判会开得好不 热闹，每次批判会，都由他亲自作总结发言，一口一个“老右派”，“老卖国贼”，“我早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一时成了部里广为流传的名言，因为 大家恰好拿了这句话来回敬他。报社还来了个特派记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上取得了伟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云云。 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里也没谱，不过按照过去的经验，凡事往好里说准出不了娄子，没人真会去查。

就是到了现在，孔祥心里也不服气：“反击右倾翻案风”哪一点错了? 看吧，现在的政策，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条不偏右? 晚上下班之后，他常去老战友家里转悠。围着一瓶子酒，几碟子小菜，一边儿吭吭地往桌子上蹴着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荡，一边儿发着心里的牢騷：姓邓的，认准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倾反案风的风源，咱们走着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进办公室，他又泄了劲。老邓什么时候才能出点娄子? 他到越干越自信了。这两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过得风平浪静，不开批判会了，不游行了，不喊口号，不抓反革命了，那让他干什么? 孔祥感到了闲散的难受。

去年好容易让他逮住一个茬儿，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员政治学习的时候说了一句：“党内民主生活，我觉得还不够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没经过选举，只凭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和封建社会的皇帝传位有什么两样? ”

孔祥立即让政工部门把这个情况编人政工简报，火速上报，就差没在信封后面插上三根鸡毛。简报中还指出，这种言论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种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不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观点，是一种极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还几次三番地给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安局把那个技术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那些天他可着实地忙了一阵。闹得政治部跟着他团团转，闹得公安 局左右为难，到了最后人家一听是重工业部的电话都没人愿意接了，谁都怕和他沾包儿。电话里，又是帽子、又是威胁、上纲上线，听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 那个技术员抓起来，他真敢告发公安局包庇现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伙子说：“我算服了这位部长了，比公安局还公安局，没准将来咱们这个公安局全得让他专了政。”

孔祥那一套话里卖的什么药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个瓢。

反正不是传真电话，只能听，不能看。何婷没有工夫听他过这个瘾，也说不定一会儿就有什么要紧事把他扯走，那她这个电话就算白打了。

“孔部长，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您照顾一下呀。”

照理这事不便在电话里说，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让秘书听了去，谁能担保他是拆台还是补台，有时一件事的成败全在一句话。别看这个老头，懵懵懂懂， 糊糊涂涂，离了秘书话都说不清楚，“乌纱帽”的观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不那么顺当，琢磨三天也没琢磨透，他这里就得风吹草 动，一推六二五。

何况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后门可以走，但万万不可招摇，否则这叫什么后门。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里去。一九六二年那时候她还在干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长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处长的前前后后，去得勤了一些，最后一次几乎是让孔祥的夫人撵出来的，当时那个尴尬劲儿，直到今天仍是记忆犹新。

何婷和孔祥确实没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这一条：女人在男人那里，比男人在男人那里好办事。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有利的因素又有什么不可。

她接着说：“我那个小女儿，就是妞妞嘛，小时候还叫您干爹呢，大学快毕业了。咱们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个名额，现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已经同意要了，他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个同意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 好像有这么回事——”孔祥在回忆着。

“您已经看见呈文了? ”何婷没想到这么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过，说前不久研究所有个处长和他的老伴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老二、老三还小，需要照顾，老大也是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孔祥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当面捅给她，让她怎么往下说?又怎么表态才合适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一霎间飞起了一块块不均匀的红斑，像是得了荨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里的电话筒“叭”的一声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么干。她只是用力地拉扯着拧成了麻花一样的电话软线，“哗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湿了摊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册和玻璃板下的那块绒垫，她一个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册全都胡噜到地上。

心里骂道：装什么假正经。

当初孔祥的女婿，那个只学了一门阶级斗争课的大学生，还不是靠着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这个单位来的吗。这些人都是过河拆桥、不讲良心。

一九七四年机关编制正逐渐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进来，而干校里却有好些等分配、懂业务的同志盼着回来。那些人，哪个人的家里没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照顾? 到头来还不是被那些什么都不懂，可是有门子的人挤到外地去了? 这年头，谁老实谁吃亏。

然而愤怒并未使她忘记对眼前这个局面进行冷静的计算和剖析。

虽然在入党申请书上，她填写的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然而在身体力行上，她信奉的却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虑的方案。没有那么容易。

那三个孩子将会活上几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奋争，而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论她或她所能利用的关系，随时都可能失去，到那时还能不能有人为她办什么事呢? 她不敢保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为物质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风日衰，每况愈下。

事在人为! 孔祥这段话，算得了什么打击? 她怎么能在一句话前头败下阵来。

别管他话里究竟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只有装傻，相机还得巧妙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儿。

“是啊，那三个孩子也真是应该照顾。现在安排个人，不像前两年那么困难。很多新的研究单位成立起来了，只要有真本事，还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 家里实有困难，我真张不开这个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张罗过。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办，不像给别人办事豁得出去，什么顾虑也没有。我的 情况您也知道，家里那个病号，光带他上医院，背他上下楼就够难为人了，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困难。我又是个处长，现在正是大干‘四化’的时候，哪一点做得比 群众差都不好交待。背着这么个大包袱真影响我的工作，没个帮手怎么行呢?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又没学会走后门，只有依靠老领导了，不用我多说，您也了解我的困难。这样吧，您要不好办，也别为难，以后再有什么机会，想着您那干 女儿就行了。”

那边的口气立刻变了，准是想起了没有还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这干爹也忘了，让她来耍嘛。”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

放下电话之后，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弯腰拾起刚才盛怒之下胡噜到地上的文件、笔记本，拿块抹布，揩干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几个孩子站在八达岭上对她开怀大笑，一个个高大，健壮，漂亮，像他们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的羽毛才能丰满起来，不让她这个老娘劳心了呢? 排队买饭的时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后面，她挺神秘地对他说：“吃过午饭，到我的办公室来。”

什么事呢? 石全清心里翻腾起来，一餐午饭也没吃好，四两米饭匆匆地、勉强地扒拉到肚子里去。

是不是贺家彬在哪儿又逮了个茬儿，告了他一状? 或是他在申请福利补助时，把已经工作的儿子算在了供养人口之内，群众有意见把给他的补助拉了下来? 或是那日他在老钱家里吃醉了酒，大骂何婷提工资的时候心里只有罗海涛，而没给他长一级，老钱把话传给了她? 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这个人，待人处事反复无常，很难揣度。贺家彬的话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变态。”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一开门，就看见何婷拿着一杆秤在称白木耳。石全清好伤心啊，就像一条忠心巴巴的狗，无缘无故让主人踹了一脚那么伤心。

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个电站采购员给何婷买的，早上人家刚送来。

何婷头也不抬，两只眼睛盯着秤杆，把个秤砣前挪挪、后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说：“哼，刨去包木耳的报纸，每斤差不多少一两，一共差了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