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3)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 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下文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 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 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 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 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 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 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 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 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 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 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 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 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 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 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 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 的。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 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 家么？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 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 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 “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 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 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 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 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 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 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 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 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陰陽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陽气极厚则陰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陰陽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陰陽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 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 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 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 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陰陽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