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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三第三十八(2)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 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 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 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 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 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 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 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 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 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 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 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 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 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 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 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陰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 “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 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 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 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 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 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 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 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 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 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 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 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 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 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 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 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 了解下情。

【五】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 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 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 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 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 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 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 子产这种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 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 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 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 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陽。’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陽城下被瓜分了。现 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陽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 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 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 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 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 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 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 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 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七】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 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 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 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 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八】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 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 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 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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