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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三)(5)

在明人的笔记中,有一则类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故事。叙述一位道学家求道的故事。这位道学家修道,研究了许多年,始终搞不出一个名堂来,得不 了道,非常苦恼。于是有一天,带了一些银子,出门去访名师。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骗子,知道他是出外访师求道的,身边带有许多银子。就打他的主意,设法和他 接近。骗子当然是很聪明的,和他一聊上天,两人就很谈得来。可是尽管这个骗子,假装是得了道的道学家,使这位求访名师的书呆子道学家,对他十分钦佩,但就 是骗不到他的钱。后来,到了一个渡口,要过河了。这名骗子脑筋一转,对道学家说,要传道给他了,而且选择在船上把道传给他。这位道学家听到有道可得,非常 高兴。两人上了船,那个骗子告诉道学家,爬到船桅顶上就可以得道。这位求道心切的道学家,为了求道,为了便于爬桅杆,他那放有银子而永不离身的包袱、这时 就不能不放下来了。当他爬到桅杆的顶端,再无寸木可爬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什么道,便回过头来,向这位传道的高人请教:道在哪里?不料那名骗子早已把他留在 甲板上的包袱银子拿去,走得无影无踪了。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骗子的当。可是这位道学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时候,他在桅顶上,突然之间真的悟 了,所谓道就在平实之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啦。于是立刻爬下桅杆来,对大家说,他不是骗子,的确是高明!的确是吾师也!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这虽然是一则讽刺道学家迂腐的笑话,透过这个笑话来看,实在有其至理。和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句话一样,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话说过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我们看他在大原则上,对齐宣王说,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归心,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会愿意到齐国来,作齐国的臣民。如此,自然就可以“蒞中国而抚四夷”,齐宣王的大欲,就可以达到了,这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是参考苏秦、张仪,这些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们,依据各国的情势、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战略地位,再配合国际关系的说辞,则与孟子之说有所不同了。

就战略、政略问题的讨论上来说,我们不妨牵扯一点孙武子所著《兵法》中的两段记载。孙子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诡道也。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由孙子来与齐宣王见面,那么他将会说出上面这些话的。从这里看到,以一师之众,要十万人作后盾,而所花费的战费,是多么庞大,所 以作战用兵久了,绝对不可能对国家有利。后人也说兵贵神速,如果战争拖下去,绝没有好处。抗战期间,日本人估计,只要三个月便可征服中国了。而我们对日本 人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尽力设法把战争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战的部队,师老兵疲,自尝败亡的苦果。所以,如果没有把作战的害处弄清楚,就 不会懂得用兵,当然也就不会得到战争的胜果。因此,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又是个不同的论点。

经济和政治

王曰:“吾瑉,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民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刚益反其本矣。”

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论,似乎还听得进去,对孟子的态度也算客气,称“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称他“叟”。所以他对孟子说,我真有点糊 涂,没有你看得那么远,这方面还有什么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帮助我,明白地告诉我。虽然我还不够聪明,或者可以听你的办法,试着去做。

于是孟子提出一个原则来,也成为后世的千载名言。不过名言是名言,有时候又会事实归事实。因为在某一种时代,某一种情况,或某一种特殊的因素,这种种客观的条件下,现实与理论会互相违背的。

孟子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恒产的人才有恒心。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 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 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四川朋友有两句谚语:“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一个人既然穷到了讨饭,他还有什 么顾虑?这时候名誉根本无所谓了,什么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活命,什么都做得出来。一般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既没有恒心,就没有 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为,或者是任意妄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儿郎当,或者走邪门,或者挥霍无度。因为在没有恒产的心理上,认为反正就是这么 点钱,花了再说,享受了再说,所以没有钱的,反而舍得花钱。钱花惯了,虚荣心越来越大,总有一天钱不够用了,于是心存侥幸,动起脑筋作奸犯科,无所不为 了。等他们犯了罪以后,你齐宣王用法令,又把他们抓来,再处罚他们,一定是这样办的。现在,你看见他们犯了罪以后,只晓得去处罚他们,而不改善你的政策, 使他们不致于走上犯罪的路,这就等于你设下犯罪的陷阱引他们跳下去,结果又来责罚他们,这就是陷他们于不义。一个真正行仁政的领导人,是不会如此对待老百 姓的。

看完了这一段孟子的谈话,我们就可以作几点研究了。

第一,我们读了《战国策》中苏秦描写齐国,尤其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情形,是那么繁华,那么奢靡,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所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就是孟子这里所讲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而终于“陷于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现代的理论去衡量齐宣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真正实行民生主义,使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都得到富足、安乐、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华而已,只是一个所谓“浮华”的社会,并不是踏实的安和康乐。

第二,孟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对齐宣王说的,可并不一定齐国才如此。战国时代,各国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无以强国为然。所以孟子的话,也可以说是针对整个时代而说的。

第三,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权下,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形成病态,都会产生这类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国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乐的社会?孟子继续说出了他的意见,在现代来说,他指出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性。他主张先要使每个人经 济安定,每个家庭经济充裕,然后达到社会的富裕,国家的富强,仁政一定要以经济安定,安和康乐的社会为基础。在当时,是没有现代这些分门别类的术语,来表 达这种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体的事实状况作说明。所以他说,一位英明的政治领导者,实行建设安和康乐社会的政策,必须要使得每个国民,对上能够养得起 父母,对下能够娶得起妻子,生儿育女后,要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丰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吃饱;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会有饿死、 流亡的痛苦。假如社会建设到这个地步,每个国民都可以安居乐业,然后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进步。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 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们很自然地都乐于听从了。

现在你齐宣王在民生问题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军国主义的路线,武力第一,只求国家的强大,实施专制的、独裁的、集权统治的政治。拼命榨取人 民,扩充国家的武力军备,结果弄得老百姓养不起父母妻儿,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农产丰收,也被集权统治的政权——征敛去充实军备了,老百姓还是吃不饱。 假如是遇到年岁不好,粮食歉收,那就更惨了,只有饿死。到了这个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教育,讲什么礼义。所以齐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国国 民都很乐于服从你,然后以王道领导天下,那么你就应该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则上去检讨,有所改变才行。

我们看到孟子这项主张,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像后儒所说的那样,坐在那里空谈、讲道,钻研心性微言,讲授孔孟理学,静坐终日,眼观鼻,鼻观 心,观到后来,只有“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那才真是误了道,造了孽了。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济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学的名言:“仓凛实,则知礼 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都是先要个人的经济充裕了,才有安和康乐的社会,然后才能谈文化教育,谈礼乐。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为他们是 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的,只讲养浩然之气,讲尽心修道而已!

为而不有的农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美。谨库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段话,前面孟子见梁惠王的记载中,已经有过。只是“数口之家”,在这里记的是“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在这里记的是“老者衣帛食肉”;这些具体数字的些许差别而已,在文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里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讲解了。

从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开始,到这里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数度起伏的谈话,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就在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几个值得我们研究讨论的重点。

后世常引用孟子的许多名言名句,如“君子远庖厨”,“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犹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无恒 产,无恒心”及“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等等,不但是文学上的名句,也是学术思想上的名言。无论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乃至于研究民生问 题,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设,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则。它涵盖的意义,相当广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齐国当时的社会,尤其首都临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辐接,经济繁荣,市面一片景气,简直如欧洲的罗马鼎盛时期,又如今天新大陆的纽约一样。然 而,这种繁荣的现象,是真实的吗?是表里一致的吗?不然!在齐宣王的战国时代的政体,一般学说上,称之为封建制度,这是对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如果以诸 侯各国的内部施政,就诸侯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言,则与秦以后的专制政体,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般以为在秦商鞅变法以后,才有“私有财产制”,其实春秋 诸侯各国,早已演变成了私有财产制。从孟子建议梁惠王和齐宣王“五亩之地,树之以桑”。发展农村副业以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目的,就证明 了当时的财产私有制。商鞅不过是就当时演变发展所形成的事实,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来,更便于征敛而已。当时各国的财政、军用,都靠征敛而来。而征 敛的对象,唯有从土地上去不断压榨,在农产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战国时代如此,后世两千年来,尽管在汉以后,有了盐、铁资源的开发,所谓“上山下海”,扩大了生的领域,增加了这两方面以及其他商业货物方面的 税赋收入。可是直到几十年前,我们还是以农立国,于是不可避免的,农民就挑起了国家财政的重担,成为征敛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战国时代,国家一旦用兵,军费 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惨重,如前面孙子所说的那样,实在是农民们的苦难。

所以孟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只是对齐宣王说的,也是对当时各国说的。不只是战国时代如此,后世几千年来的事实,大多如此。而他的“乐 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希望,也是几千年来国民共有的希望。尽管几千年来的历史,都在歌颂农民,赞叹农民,但在没有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 以前,农民的生活始终没有获得保障,始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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