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尘光掩埋的丑闻

铅中毒仍是危及着数百万美国儿童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些孩子不少来自贫穷家庭。

令人发指的实验

1993年12月，巴尔的摩贫民窟房东劳伦斯·波拉可夫把房子租给了一位21岁的单身妈妈和她3岁的儿子马科斯。母子俩搬进来几天后，马科斯的妈妈受邀参与一份调研，如果她同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将会定期给马科斯进行血液测验，以便了解他体内铅水平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美国国会早在1978年便明文禁止出售含铅涂料，但数百万家庭仍在使用。在巴尔的摩，大多数贫民窟多多少少都会使用含铅涂料，住在这里的孩子中，近半数人的血液含铅量远高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安全指数，当然，这一情况房东是不会告诉马科斯母子的。实际上，主持调研的科学家与当地承包商达成了合作关系，后者负责找到像波拉可夫这样的贫民窟房东，并要求他们把房子优先租给有6个月到4岁大孩子的家庭，当孩子们在房子周围四处乱爬时，铅污染对大脑发育危害最大。6个月后，当马科斯体检的时候，他血液中的含铅量增加了三倍，足以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铅中毒和低智商之间的联系早已被证实，为什么还允许开展这样不道德的实验？巴尔的摩幼儿研究是美国政府一个世纪以来的决策产物。在保护儿童不受铅中毒损害和保护生产、销售含铅涂料企业的抉择中，美国政府在不同时代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后者。

 时至今日，美国仍有约500万学龄前儿童处于危险之中。一名专家甚至推测，由于美国未能在早期解决铅涂料的问题，很可能已经导致美国人均智商下降5个点——足以使全国智障儿童人数增加一倍，天才儿童人数减少一半。如果领导人能够及早禁止使用含铅涂料，美国人不但智力水平更高，而且可能更安全。众所周知，铅会使人行为冲动和具有侵略性。与没有犯罪记录的青少年相比，青少年罪犯中的血铅水平往往高出好几倍，而且，美国城市中的犯罪率同铅污染有着密切的地域相关性。

2011年9月，参与到这场幼儿研究的25名家长对隶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肯尼迪·克里格研究所（Kennedy Krieger Institute）提起诉讼，该机构雇佣科学家从事巴尔的摩幼儿研究，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伤害。时至今日，本案尚未判决。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职业伦理学家为巴尔的摩幼儿铅研究辩护。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找到低成本解决铅中毒等严重公众健康问题的方案，类似的幼儿研究项目是必要的。

 然而，这项研究在两个方面特别令人发指。首先，研究人员为项目研究招募了房东，并怂恿他们将房屋优先出租给带小孩的家庭，但没有预先告知家长他们正在考虑对租客进行研究实验，或者通知家长最好去寻找无铅房屋。第二，当公寓中发现铅中毒“高危区域”（如铅涂料喷涂的窗框，每次打开或关闭窗户时，都会铅尘飞散），或者孩子体内铅含量上升时，孩子的父母没有立刻得到通知。如果他们了解了情况，可能会采取措施修缮房屋（将墙上的油漆刮掉、更换窗户等），或者，干脆搬出去——这对于研究人员或许是损失，但生活环境的改变可以挽救一个孩子。

离不开政治的公共健康

 早在20世纪初，全美就出现了一连串儿童铅中毒事件，发病症状——呕吐、抽搐、牙龈出血、四肢瘫痪和肌肉酸痛等。更多精彩尽在牛BB文章网\由于这些症状与那些在工厂为浴缸上釉的工人、油漆工人所得病症类似，所以立刻被辨识出来。一家杜邦工厂甚至被戏称为“蝴蝶房”，因为许多工人在患病期间出现了飞虫萦绕的幻觉。20世纪20-30年代期间，许多国家颁布了室内铅涂料使用禁令，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奥地利、突尼斯、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西班牙和南斯拉夫。

1922年，国际联盟计划颁布一条国际性铅涂料禁令，但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铅制造国，每年消费掉17万吨白色铅涂料。铅工业协会已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它的高管否决了禁令。含铅产品仍然继续被推向美国各家各户，铅已无孔不入：管道和照明装置、铅漆玩具、婴儿床、糖果包装纸，甚至是蛋糕装饰。
 

含铅涂料是所有铅制品中潜在危机最大的一种，因为即使它处于未剥离状态，也能导致大脑损伤。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一些公司才开始将铅从大多数的家庭日用品中去除。但含铅的家用涂料一直被沿用，直到70年代后期，国会才颁发了禁令，而大约3000万美国人的家中墙上至今仍保留着这种涂料。

 极微量的铅都能致使儿童铅中毒，即使是极低水平——每分升血液中含有1-2微克——也会降低儿童的智商，对自我控制能力和思维组织能力造成损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因为美国没有更早颁布禁令，把铅从消费品中剔除，因此受害的儿童数量已经无从得知，也许有数百万计。但调查表明，比起白人儿童，黑人儿童血液的铅浓度大约高六倍。虽然贫民窟的房子在逐渐翻新，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年龄介于1-5岁之间、铅含量水平超过每分升5微克的孩子如今大约有50万。

 尽管铅涂料问题的规模和危害性不断被曝光，但铅生产公司却避重就轻，对此只字不提。涂料制造商在《国家地理》和《周六晚邮报》上用漫画做广告，歌颂铅涂料给孩子生活带来的欢乐。在荷兰男孩牌油漆的广告上，黄头发的油漆玩具吉祥物微笑着坐在圣诞老人的肩膀上，与他一起为礼物上漆。

 铅生产商还付费给科学家，让他们炮制错误的学术报告，质疑铅污染与儿童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当匹兹堡大学教授赫伯特·内德勒曼第一次指出，比起不接触铅的同类人群，即使儿童体内含低铅水平相对低，也会导致相对低的智力和更多的行为问题时，一些被企业收买的研究人员声称他的方法过于草率，内德勒曼因此被免除了教职。如同烟草行业故意混淆香烟的危害，受石油公司资助的科学家淡化温室气体的危害，铅行业也在美国行骗几十年，政府对此却不加制止。

 上世纪80年代，政府官员终于认同铅涂料危机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1990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制定了一项计划，在未来15年内耗资330亿美元，消除居民住宅中的铅污染——这是一大笔钱。但该计划遭到铅行业、房地产经纪人、房东、保险公司反对，甚至一些反对对筛查儿童额外收费的私人儿科医生也加入到抗议的行列。计划很快就被搁置，转而寻找一个更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巴尔的摩的幼儿研究应运而生。

 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在排除铅污染上的花费不足20亿美元。相比之下，仅2004年一年美国在全球艾滋病危机中的投资就是这笔费用的20多倍。人们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美国政府如此不关心威胁到孩子的铅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公共健康离不开政治，如果既没有维权压力，也不威胁社会动荡，政府往往不太在意人民的健康。一些科学家继续对铅中毒提出警告，但反铅中毒宣传永远浅尝辄止。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一点也不比布什政府多。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甚至没有将铅中毒列入“可赢得的公共健康战役”名单。

 面对这样的公共健康灾难，政府竟然无意投入，科学家们除了尽快找到低成本解决办法，好像别无选择。不过，我们忍不住试想，这些研究者在和低收入群体打交道时，本来可以更有创造力地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本可以尝试调动公众舆论，来支持最初的330亿美元的除铅计划，本可以尝试联手黑人政治家、宗教领袖、公民权利群体，还有家长联合组织。如果铅中毒问题影响到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儿童，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然而现在，科学家们还在招募房东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