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道歉

男孩拉瑞·伊斯瑞尔森12岁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直到后来才觉得可能伤害了当时教他的七年级老师。那是件小事，毕竟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当他长大一些、思想更成熟了之后，他很想找到那位老师，向他道歉，但是没能找到。又过了二十多年后，伊斯瑞尔森在互联网的搜索栏里打上了他老师的名字，可还是一无所获。
去年的一天，已经年过50的伊斯瑞尔森在《俄勒冈人》杂志上看到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一项帮助问题儿童的活动。当看到附在文章里的一张照片时，他惊呆了，因为他认出里面的一位志愿者正是他要找的那位老师。随后，他马上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您文章里提到了一位名叫詹姆斯·亚特伯雷的退休老师，他在上世纪70年代教过我，我在上学时曾经做过一件伤害他的事，想向他道歉，您能把我的话转达给他吗？
我联系到了亚特伯雷，他对这事挺上心的，让我回复一下这位他以前的学生。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个伊斯瑞尔森寄来的快件，里面是一封信，我又把这封信转交给了亚特伯雷。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了人们，他们的反应是相同的：他们每个人都对别人做过后悔的事，并且也希望能向对方道歉。但是他们又告诉我，当他们想要道歉时，已经太晚了。
我想到了自己，有件事折磨了我几十年。那是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交换圣诞礼物。那天我们坐成一圈，依次打开包装起来的一个新玩具。轮到我了，老师递给我是一个用旧纸包着的东西，起了褶还褪了色。在大家的注视下，我打开了这个纸包，里面是一本便宜的平装书，书已经有些损坏了，有些书页上还有污渍。
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我这本书的女孩的名字。当我念出她的名字时，同学们嘻嘻笑了起来。这是个有些特殊的女孩，她每天上学都迟到，头发还经常是又湿又乱。她没有朋友，有钱的学生们常取笑她，因为她很穷，穿的是旧衣服。
那件事已经过去50年了，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在同学们的讥笑声中，那个8岁的女孩把身子扭向了椅子后，掩藏着她的泪水，老师让我们安静下来，但没人听。
那时候我怕同学们以为那个女孩和我是朋友，所以我没向她表示谢意，甚至没收下她的这份礼物。只是几十年后，和拉瑞·伊斯瑞尔森一样，我才知道自己当时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我把那本书扔进了垃圾箱。
多少年了，我一直想要向她道歉。所以在知道了伊斯瑞尔森和亚特伯雷的故事后，我在互联网的搜索栏里打上了那个女孩的名字，但是没搜索到。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伊斯瑞尔森会那样急切地寻找亚特伯雷了，因为两个人想要再遇到一起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詹姆斯·亚特伯雷读着这封信时，他的记忆回到了1973年，他在洛杉矶南部的汉丁顿中学教历史和作文。那年他37岁，教学成绩优秀，很受学生们欢迎。那时他是个同性恋。
“如果一个老师被发现是同性恋，那学校不会和他续签合同的，”亚特伯雷说。“同性恋老师都不敢声张，那里的人们也不会理解。有位教艺术的老师透露了他的这个秘密，结果他的教书生涯也就结束了，所以我从来不和别人谈这事。”
现在他告诉我，他还记得拉瑞·伊斯瑞尔森。
“很抱歉我在1972年上七年级时要求从您的班里转走，我对当年的事能记起的不是很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您给我写下的一句评语：‘你会大有作为的，你对掌握英语有着极高的天分。’那时我是老师们面前的红人，也很喜欢您讲的课，但是发生在更衣室里的一件事让我很是烦恼。”
在电话里，拉瑞·伊斯瑞尔森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坚定。他说他后来长到了6.5英尺高，在高中和大学里都是水球运动员。
“但是我在12岁时又瘦又矮，”他说，“那时一些体育队的同学常欺负个子小的孩子，我感到很无助。”
有些同学怀疑亚特伯雷是同性恋，一个男孩在课堂上还问亚特伯雷，他是怎样看待禁止同性恋老师上课这一法律提案的。亚特伯雷问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那个男孩说是他的爸爸特意让他问亚特伯雷这个问题的。老师谨慎地回答了他。
伊斯瑞尔森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开朗而又口齿伶俐，他交上的作文每每让亚特伯雷赞不绝口。“我常在班上表扬拉瑞，”亚特伯雷说。“没想到正是这害了他。”
在更衣室里，男孩们开始拿伊斯瑞尔森打趣。
“他们开始朝我喊‘拉瑞’，然后又连起来押着韵喊‘宝贝、亚特伯雷，’”伊斯瑞尔森回忆说。
他求他们不要再那样喊了，男孩们要和他动手打架。
“我重重地挨了十几记拳头，”他说。“我只好逃跑了。”
同学们对他的嘲笑越来越厉害，说的话也越发难听，但是伊斯瑞尔森没和别人说起这事。一天，他再也受不了了，跑到校长办公室，要求离开亚特伯雷的班。校长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最终还是给他签下了一张转班通知。亚特伯雷正在上课，伊斯瑞尔森闯进了教室，把这张转班通知递到了老师手里。然后，伊斯瑞尔森一句话没和老师说，收拾好了书，走出了教室。
“没说再见，也没有解释，”伊斯瑞尔森说。“我就这样走了，从此再也没和亚特伯雷先生说过一句话。”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理应有一个人向他道歉，每个人也都可能欠着别人一个道歉。
后来伊斯瑞尔森结婚了，他是北美人，却娶了一位美国籍墨西哥女子。十年后，他和妻子考妮有了两个女儿。一天，他妻子的哥哥请他出去喝啤酒，几杯酒下肚之后，他的这位内兄开始说起了他的心里话。
“他向我道了歉，”伊斯瑞尔森说。“他说他以前不同意妹妹嫁给一个北美人，所以一直在暗中阻挠着我们的婚姻。他说这些年他都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所以决心向我当面道个歉。”
内兄的话让伊斯瑞尔森想到了亚特伯雷，对于一个成长中的男孩来说，老师在作文上方写下的每一句肯定、表扬的话语是那么重要，而他的这位老师曾经给了他那么多的启发和鼓励。他苦苦寻找了十年之后，终于在我那篇文章的照片里发现了他的这位老师。
 
伊斯瑞尔森在近30年里一直在想着给亚特伯雷写一封信，但是现在真到动笔要写的时候，他却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了。他为自己强行转班而“真的很后悔”，他这样写道。“那时候我年龄小，这也许是个理由，但是当我长大之后每当想起此事时，我都觉得非常羞愧。”
他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亚特伯雷，他说早想做这件事了，现在他心愿已了。
当亚特伯雷读着这封信时，他也想起了件件往事。当年他也和一个孩子一样，和伊斯瑞镁光森一样，曾经受过欺负。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体育队的队员抓住了他，逼他脱下裤子，然后就拽出皮带抽他。他感到很丢脸，也没告诉过任何人。伊斯瑞尔森的这封信让他想起了过去，原来他不是孤独的。
亚特伯雷一直不明白伊斯瑞尔森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非要离开他的班，是因为自己对这位学生说错了什么话或办错了什么事吗？现在他终于知道了真相。
他把这封信放到一边，走到他的电脑前，在搜索栏里打上了伊斯瑞尔森的名字，查找到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在一千英里外的一个地方，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男人接了电话。
“拉瑞，”，电话这头的人说，“我是你的老师亚特伯雷。”
2012年7月的一天，在我们的安排下，亚特伯雷和伊斯瑞尔森在分手将近40年之后终于又见了面。两个人互相拥抱了许久之后，亚特伯雷提起了我在《俄勒冈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一直奇怪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班，现在才明白原委，看来你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一起吃顿饭吧，”伊斯瑞尔森说，“我相信，诚心道歉的人会被原谅，看来这句话没错。”
在吃午饭的时候，伊斯瑞尔森、他的妻子考妮接受了亚特伯雷的邀请，答应明年一起去亚特伯雷家作客。
“我们能够再次见面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亚特伯雷后来对我说。“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