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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生涯六十年(2)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闻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待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眼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检出瞅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绐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嚷。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来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锺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口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赛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率《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那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千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决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绘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子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叉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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