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命案之谜(11)

　　10月5日上午， “逍遥池”老板高复生接到通知让去分局接受询问。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刑警石索根、祖兴为与其谈了不到十分钟，就锁定了一个名叫任俊秋的家伙。
　　高复生当初创办“逍遥池”时，请了一个名叫竹内真王的日本电气专家负责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竹内在日本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上海电气界的名声却不小。早在1892年从被称为“德国的麻省理工”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气系毕业后，他就来到上海，先后供职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一些技术机构。到1930年“逍遥池”请其负责电气施工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高复生回忆，竹内的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肺结核和肝炎，但他还是很认真地主持设计工作。不过进入施工阶段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住进了医院，只得从他担任客座教授的同济大学中挑了三个学生代其进行施工监理。 “逍遥池”开张时，竹内已经病故一个多月了。高复生所说的那三个代师监理的学生中，有一个的体态特征跟“夹克男”吻合。这人就是任俊秋。
　　刑警问高老板： “这个任俊秋在‘逍遥池’开张后来洗过浴吗？”
　　高复生说：“经常来，不仅仅是洗浴，有时我们还请他过来指导维修。抗战爆发前两个月， ‘逍遥池’停业大修时也把他请来了，是他主持制订的大修方案。上海沦陷后，任俊秋有时也来洗浴，还曾带来过几个日本人，说是竹内老师的朋友。不过我们一个曾被日本宪兵队抓进去过的会计马先生说，那几个日本人里，有两个是宪兵队的军官，曾讯问过他。”
　　“抗战胜利后任俊秋来过吗？”
　　“没有。1946年‘逍遥池’再次大修，四处打听也没找到任俊秋，有人说他去香港了。”
　　“那么，任俊秋在抗战期间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他名片上印的是一家电气器材经销公司，好像叫‘辉煌公司’，我没去过，听说是在天津路上的。”
　　刑警在工商局并未查到这家公司。好在高复生还保存着那张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尽管电话局早已更改过线路，但技术资料档案里还能查到这个老号码。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这家公司，是任俊秋开的，但在抗战胜利后半个月即1945年8月底，该号码就停机了，估计公司也关闭了。
　　10月6日，专案组开会讨论调查到的情况。留用刑警张博昨天感冒发烧没来上班，医生给开了三天病假，但今天他感觉好点儿了，就主动来了。听袁辉友一介绍情况，他的脸色有点儿异样。袁辉友以为他不舒服，说老张吃得消吗？不行的话还是回去休息。张博说不是身体原因，是任俊秋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袁辉友等四刑警闻听之下又惊又喜，一齐盯着他。片刻后，张博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我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联合通缉令中见到过，说此人是“技术汉奸”，跟日本宪兵队、汪伪“七十六号”关系密切，参与研制、维修与电气相关的器材和刑具，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这份通缉令应该还保存在分局档案室。
　　袁辉友宣布马上休会，和张博去档案室找通缉令。果然，从接管的国民党警务档案中找到了那份通缉令，上面不但有张博所说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任俊秋的照片。张博说，抗战时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逮捕过大量国民党“军统”、 “中统”的特工人员，许多被捕者都遭受过包括电刑在内的残酷刑罚；而抗战后负责追捕汉奸的是“军统”，他们对任俊秋恨之入骨，曾专门组建过以警务人员为主、由“军统”特务督导的专案组追缉此人。有关追捕情况的卷宗可能保存在市局档案室，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毛森逃离前虽然销毁了许多档案，但估计这方面的档案应该不会销毁。
　　另两名刑警石索根、祖兴为奉命前往市局档案室查阅，果然找到了该卷宗。据卷宗显示，当时确实组建过专案组对任俊秋进行追缉，全组七人从1945年10月11日开始到次年8月22日专案组解散，整整调查了十个月，却一无所获，最后的结论是：任俊秋可能已经自杀，但也不能排除改名换姓潜逃海外的可能。
　　该卷宗中有任俊秋的多张照片，以及当时的专案人员与任俊秋的数十名亲朋好友的谈话笔录。袁辉友认为这些内容中可能会有调查任俊秋其人的线索，不过，先得确认任俊秋到底是不是郑莫庸在北站站台上看到的那个“夹克男”。
　　10月7日，专案组挑选了两张任俊秋的照片，和其他七张相似年龄、体形男子的照片混在一起，请郑莫庸辨认，郑莫庸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任俊秋的那两张照片。又把这些照片拿到“逍遥池”让高老板以及认识任俊秋的老职工辨认，也都证实无误。当天下午，专案组决定正式调查任俊秋的下落。
　　刑警分析，任俊秋那天出现在站台上，腋下夹着公文包，他可能是来接人，也有可能是候车，甚至是刚从外埠来沪的火车上下车。因此，有必要向北站查一下9月30日上午那个时段（八点至九点）该站台的使用情况。查下来的结果是，该站台那个时段有南京开来的两趟列车、杭州开来的一趟列车抵达，上海开往南京、杭州、蚌埠、济南方向的七趟列车出发。
　　专案组刑警齐往市局，再次调出那份卷宗，在阅卷室闭门不出仔细阅读相关内容，发现据当时国民党专案组的调查，任俊秋在南京有挚友，曾怀疑任俊秋逃亡南京。当时的专案人员曾三次前往南京调查，但未发现其踪迹。这个情况引起了袁辉友等刑警的重视，认为任俊秋可能藏匿于南京，当然其身份肯定已经洗白。所以，有必要把调查触角伸向南京。
　　“抗战胜利后任俊秋来过吗？”
　　“没有。1946年‘逍遥池’再次大修，四处打听也没找到任俊秋，有人说他去香港了。”
　　“那么，任俊秋在抗战期间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他名片上印的是一家电气器材经销公司，好像叫‘辉煌公司’，我没去过，听说是在天津路上的。”
　　刑警在工商局并未查到这家公司。好在高复生还保存着那张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尽管电话局早已更改过线路，但技术资料档案里还能查到这个老号码。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这家公司，是任俊秋开的，但在抗战胜利后半个月即1945年8月底，该号码就停机了，估计公司也关闭了。
　　10月6日，专案组开会讨论调查到的情况。留用刑警张博昨天感冒发烧没来上班，医生给开了三天病假，但今天他感觉好点儿了，就主动来了。听袁辉友一介绍情况，他的脸色有点儿异样。袁辉友以为他不舒服，说老张吃得消吗？不行的话还是回去休息。张博说不是身体原因，是任俊秋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袁辉友等四刑警闻听之下又惊又喜，一齐盯着他。片刻后，张博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我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联合通缉令中见到过，说此人是“技术汉奸”，跟日本宪兵队、汪伪“七十六号”关系密切，参与研制、维修与电气相关的器材和刑具，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这份通缉令应该还保存在分局档案室。
　　袁辉友宣布马上休会，和张博去档案室找通缉令。果然，从接管的国民党警务档案中找到了那份通缉令，上面不但有张博所说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任俊秋的照片。张博说，抗战时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逮捕过大量国民党“军统”、 “中统”的特工人员，许多被捕者都遭受过包括电刑在内的残酷刑罚；而抗战后负责追捕汉奸的是“军统”，他们对任俊秋恨之入骨，曾专门组建过以警务人员为主、由“军统”特务督导的专案组追缉此人。有关追捕情况的卷宗可能保存在市局档案室，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毛森逃离前虽然销毁了许多档案，但估计这方面的档案应该不会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