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命案之谜(6)

　　这样一个角色，此刻面对着刑警的讯问，当然毫不惊慌。钱复毅神色平静地把自己昨天一天的活动向袁辉友一一作了陈述，其中包括他下午从厂里坐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途中，在四川中路看见出来溜达的韦焕第，他正准备请韦焕第回厂效力，因此决定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便邀韦焕第上车，前往“宏康”选购了一双皮鞋。钱复毅原准备把韦焕第捎到外滩逛逛，但韦焕第随车过了一条横马路就下来了，说还是先在附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间屋子里，张博也跟钱复毅的专职司机小孔作了相同内容的谈话，小孔的回答和钱复毅一致。
　　两人的回答表明，他们并无作案时间。不过，在刑警想来，以他们俩的关系，如果钱复毅指使小孔作案，后者可能不会拒绝。小孔不仅是钱复毅的证明人，他自己同时也是涉案嫌疑人。所以，还得另外寻找可以为他们作证的对象。这层意思，小孔不一定懂，但老狐狸级别的钱复毅自然是懂的，他之前在对袁辉友的陈述中已经貌似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若干个证明人，比如“宝隆厂”的门卫（可以证明其进出厂的时间）、市工商联一起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证明他昨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一直在工商联）、散会后他和哪几个平时走得比较近的资本家在南京路国际饭店七楼聚餐，等等，都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小孔则根本不知刑警为何找他谈话，没有预作说明，还是在张博的提示下，才一边回忆一边说了几个除钱复毅以外的证明人，自然都是其他资本家的司机，以及“宝隆厂”、工商联的门卫、清洁工之类。
　　讯问结束，刑警让钱复毅、小孔回去。袁辉友开了刑侦队的摩托车，载上张博前往市工商联、国际饭店和被钱复毅作为证明人的那几个资本家所在的厂家一一核实。 “宝隆厂”没有去，而是给正在该厂进行调查的刑警打了电话，让他们顺便向门卫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当天傍晚，两路刑警在分局汇总情况，袁辉友、张博那一路的调查结果是：钱复毅、小孔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另三名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在“宝隆厂”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却似乎对钱复毅不利——钱复毅跟韦焕第的妻子、本厂食堂女工韩少珍之间竟然有一段绯闻。
　　前面说过，1949年9月底韦焕第被捕之后，家里留下韩少珍带着一对年方两岁的双胞胎，不但失去顶梁柱，家中诸般大小事务从此就得由韩少珍主持，更要紧的是断了经济来源，今后怎么过日子？幸亏“宝隆厂”老板钱复毅及时相帮解决了困难，联系托儿所让双胞胎入托，把韩少珍安排到厂里食堂上班，拿一份薪水，让这个困难家庭得以维持下去。韩少珍进“宝隆厂”食堂工作后，钱复毅又关照膳食科长，食堂卖剩的荤素菜肴、馒头米饭什么的，可以允许韩少珍带些回家。韦焕第被判刑后，韩少珍每隔半年去苏北农场看望丈夫时，钱复毅不但允许请假，还通知食堂为其准备路上的干粮以及带给韦焕第的卤肉、熏鱼之类，每年还给韦焕第捎去工作服一套和若干钱钞。
　　这种优待，别说韩少珍、韦焕第了，就连厂里的其他工友也都说钱老板是菩萨心肠。当然，由于韩少珍年轻美貌，而且天生一副轻佻风骚相——沪上说法谓之“轻骨头”，所以也有人猜测钱复毅跟韩少珍之间可能有桃色事儿。在这件事情上，钱复毅完全是被动的。他之所以如此优待这对夫妇，主要是感念韦焕第十二岁那年的拾金不昧之举以及后来在本厂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还藏着待韦焕第刑释回沪后邀其继续为本厂效力的伏笔。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钱复毅的如意盘算经不住韩少珍的粉色攻势。韩少珍出身贫农家庭，能嫁给韦焕第，在老家人眼里是祖坟冒了青烟，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尤其是跟着丈夫来到上海市，根据国民党政权的规定六个月后顺利报上了户口，从此就是上海市民了，而且靠着韦焕第那份收入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半年多时间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如果不是钱老板菩萨心肠伸手相助，只怕没法在上海待下去，说不好还得带着一对双胞胎返回苏北老家去吃糠咽菜，甚至改嫁。韩少珍虽没有文化，但她智商正常，受了人家的莫大好处，自己却拿不出什么东西回报，想来想去，就决定以身相许。
　　1950年仲秋的一天，韩少珍知晓钱复毅当晚留厂值班，特地把双胞胎央托在邻居家过夜，跟同事换了夜班，午夜时分，溜进了厂部办公室。没等钱复毅反应过来，她已经扑到了对方怀里。钱复毅虽已年近六旬，但也禁不住这种诱惑，从此，两人就勾搭上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厂里人多眼杂，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久就传得全厂皆知。当然，没人敢在钱复毅面前提起。没想到，有个青年工人却捅开了这层窗户纸——“宝隆厂”的技工把客户的汽车、摩托车修好后，都要进行试车。当时国家对试车标准没有规定， “宝隆厂”是按照行业内约定俗成的做法，先试空车，即开动引擎空转若干时间，再把车开上路行驶。1951年前，上述后一种试车是由修理技工直接进行的，谁维修谁试车。当然，试车的技工能够修理车辆，也会驾驶，却不一定有驾驶执照。反正通常就在工厂附近方圆二三平方公里范围内行驶，车前挂上由租界巡捕房（抗战后则是国民党警察局）发的试车牌照就行了，交警知道是“宝隆厂”试车，从来不刁难试车技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年多，公安局出台了新规定：所有试车人员，只要把车辆开出厂门驶上马路的，驾驶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照，否则就是无证驾驶，将据情处罚。
　　如此，钱老板就犯愁了。全厂有一百多个技工，总不见得都由厂方出资去让他们考驾照。即使厂方肯掏这笔钱，公安局也不肯——驾照发放是有额度的。
　　好在事儿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钱老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抽调十来个工人组建一个试车组，所有修复的车辆都交由该组试车。这样，厂方可以省下不少考驾照的费用，一次性发放十几本驾照，公安局那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钱复毅派庶务科长出面跟公安局一说，人家当即同意了。问题得到解决，效果也很好，不久，上海市公安局还让“宝隆厂”写了份材料作为经验在行业间推广。
　　“宝隆厂”的试车组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工，名叫徐五福。这人祖上是书香门第，不过到其父辈就已败落，其老爸在十六铺谋了一份水产经纪人的活儿。这份职业的收入还算不错，老徐就花钱让三个儿子读书，想靠知识出人头地，重振家族雄风。徐五福的两个哥哥都读出道了，一个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进了广慈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另一个更是了得，远涉重洋去美国攻读机械专业，被美国佬高薪留在了纽约。只有老三徐五福不争气，书读不好，勉强初中毕业，进了二战后美国救济总署在上海开的汽车司机培训班，免费学了半年，考出了一纸驾照，专为救济总署运送物资。运了两年，物资运光了，救济总署也解散了，正好“宝隆厂”招工，徐五福被录用。从此，他就在“宝隆厂”效力，那年不过二十挂零。
　　徐五福读书平常，动手能力却甚强，不但车开得好，而且早在救济总署车队开车时就已跟着修车工学得了一些修理技术。进了“宝隆厂”，跟在老师傅后面转悠，看也看会了。所以，也不过一年半载，他竟掌握了全面的机动车维修技术，成为厂里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前年试车组一位老师傅中风去世，厂里就把徐五福调到试车组。不但在“宝隆厂”，就是在当时沪上汽车维修行业中，这也是一种荣誉。因为试车组的技工不但要擅长开车，还要具备迅速发现故障并处理故障的能力，另外，还须掌握车、钳、刨、铣、焊、电、仪表、热处理等多般技能，甚至在紧急状况下立马就地取材，制造出某个市场上购不到的零配件，以便使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徐五福是“宝隆厂”乃至沪上该行业试车工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时其老爸已经病逝，如果老徐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儿子也算是出人头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