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嫁女

  一千多年前，北宋巴州华成县（今四川巴中市）遇到了严重的剩女问题，大批大龄适婚女青年待字闺中，嗷嗷待“嫁”。

刚刚走马上任化成知县的侯可，到了县衙换身便服就一头扎进基层，潜入所辖村镇四处了解情况。很快侯长官的注意力却被街头巷尾的老姑娘吸引了。一打听，这些年龄早已经过了婚龄警戒线的姑娘们，就是嫁不出去。咋回事儿呢？原来是嫁妆的问题。当地娶亲，男方向女方索要的陪嫁太重，以至于女方无法负担，就像记载里面说的“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

当地风俗是，为了防止纠纷，嫁妆内容早在双方订婚之前就要明确，由女方详细列好清单，比如首饰、金银、珠宝、宝器、房屋、田产、菜园等等，一一标注清楚。男方送来的彩礼呢？拿南宋来说，富贵之家通行的彩礼有三金：金钗、金镯、金帔坠，官僚家庭有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等等，听起来很美。但是等到新娘子出嫁那天，这些彩礼都要随着迎亲队伍送回夫家，等于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男方的口袋里。

在此风气之下，家境富裕的养女之家，尚可勉强支撑出嫁的费用，普通家庭的女孩子则受困于沉重的嫁妆压力，难以出阁。

说起来，厚嫁之风并非华成县独有，在宋朝可以说较为普遍，其间存在的区别只在程度深浅。范仲淹对嫁妆带来的婚嫁问题早有关注，充分认识到嫁妆对于姑娘出嫁的重要性，于是专门在以帮助宗族亲友为目的的《义庄规矩》中明确规定：“嫁女者支钱三十贯”，对于宗族出嫁的女孩资助30贯钱。按照当时货币的购买力，30贯钱在河南地区能买到几十亩地。

司马光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对社会上通过娶媳妇走捷径获得财产这类不良风气，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

但是，批评归批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有钱之家的闺女广受追捧。穷人家的孩子难以出嫁，这是现实。甚至，即便是殷实之家，也会被追求奢侈的风气搞乱阵脚。在福州，“闽俗厚于婚丧，其费无艺”，弄得家里有闺女的家庭不堪重负，拿不出稍微像样点的嫁妆，黄花闺女只能耗在家里，耗成了明日黄花“爹”也愁。

好在当地的地方长官有魄力，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创新管理思维，出台了“资装无得过百千”的限价政策，明确规定嫁女的陪嫁物品总价值不得超过一百贯，也就是10万钱。男方索要资财，严禁超过这一标准。

福州嫁女限价的做法严重启发了侯可，他在华成县复制执行，制定了严格的嫁妆指标，而且对于不尊规定、恣意超标的行为，不仅在地方上通报批评，还要在经济上予以重重处罚。好政策就是好，效果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一年，华成县的老姑娘就一扫而光，全成小媳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