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王进喜(2)

指挥部把钻井质量标准提高以后，好多钻井队钻井速度就放慢了。铁人王进喜就挨个井队走，和工人们一起学习、研究、总结打直井的经验。他说：“毛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不钻老虎窝，就逮不住虎娃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王进喜总结出一套“看地层、匀加压、勤化验、大排量”的打直井方法，还革新了自己发明的“填满式”打直井法，使各井队井打得又好又快，不仅井斜都在三度以内，合乎质量标准，还打出了井斜不到一度的笔直井。

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粮食定量，铁人王进喜就叫爱人王兰英把麸皮面炒好，出门时随身背上，走到哪个队，遇上开饭时间，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队干部和工人们看不过眼，打来饭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掉了，你们吃啥？”有时干粮袋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时间长了，工人们都说：“铁人上井三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还有一件羊皮袄。”

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康世恩总指挥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我们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

钻井二大队地处荒原深处，每当铁人王进喜看到孩子们在草原上跑，没地方上学，就会想起小时候没能念书，成了睁眼瞎所受的苦。为此他心情很沉重，深感自己这个大队长没当好。他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大队办学的问题。他对大家说：“种庄稼耽误了是一茬子，教育孩子耽误了是一辈子。我们再困难，也要先把这件事办好。”大家听了，都支持他的意见。

那时大队工作刚起步，要办学，难上加难。铁人王进喜带领一班人想办法克服困难，没房子，就腾个帐篷当教室；没黑板，就找块木板刷上墨汁；没有课本，就借一套照着抄。几天时间，两位老师就抄出七八套语文、算术课本。王进喜看老师在土台上写字比较困难，就叫人把自己的办公桌抬来给老师用。
 

开学第一天，只有七名学生，而且还分四个年级。王进喜亲自担任校长并讲了第一课，两位老师和几名家长也坐在后面听。王进喜回忆了旧社会的苦难，讲了文化低的弊端，最后深情地对孩子们说：“娃娃们，我们不要嫌人少条件差，一定要跟上老师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做一个有知识、有本事的人，不要像我一样，一写字就打叉叉，画圈圈。”

开学以后，王进喜经常到学校去看，有了困难就给解决。教室搬进“干打垒”以后，他发现采光不是很好，就叫人在房顶开天窗；天窗漏雨，又堵上天窗安了个大灯泡；大灯泡太刺眼，大队买了日光灯管，他叫电工先给学校安上。学校一面临公路，一面是草原，学生到处乱跑不安全，王进喜叫基建队用铁丝网围起一道墙。

工人们说：“这哪是学校啊？好像个鸡笼子。”

王进喜说：“管它鸡笼子、鸟笼子，只要娃娃们有学上就行！”

这是大庆第一所由大队一级办起来的职工子弟学校。后来，这所学校被人们称为“铁人学校”。

八、不怕苦、不怕死，

不为钱、不为名

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

——会战钻井工人

一些记者听说了铁人的事迹和“铁人精神”，就去二大队采访钻井工人。问他们“铁人精神”是什么？

工人们斩钉截铁地说，“铁人精神”就是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然以普通工人自居。他家人口比较多，他本人身体也不好，党委决定每月给他家补助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脱不掉的，在病危期间交了党费。他的胃不好，上级为了照顾他，送来一些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了工人病号。当了大队长之后，管理员要给他换一把新办公椅，他说有个板凳坐就不错了。给他发的新劳保鞋，他说什么也不要，自己打草鞋穿。

工人们说，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

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的时候亲自扶刹把。钻头卡住了，他亲自去提钻，怕的是万一架子倒了，把工人砸伤。他在现场累了困了，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一挤。

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王进喜性格率直，他工作中也犯过错误，出过娄子，却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他的队曾经打废过一口井，每次队里来了新工人，他都要带着去看，吸取教训。有一次开大会，台上领导批评他们的射孔错误，王进喜去得晚了，门口有人叫他快趴下。他坦率地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让我抢着往头里走；批评了，就叫我悄悄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底，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作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别人请他去作报告，他在报告会上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的机会把陈国安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十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老母亲病了，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看病。与他爱人王兰英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干烧锅炉、喂猪的杂活累活。

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

——王进喜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三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王进喜在技术上敢于钻研。他曾带领伙伴用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打出了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艺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他们总结出的“三老四严”制度（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等制度，成为当时全国工业系统学习的典型经验，并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罗织罪名，趁机对铁人王进喜进行残酷迫害。于是有人给他扣上了“四大帽子”，罗列了“十大罪状”。

造反派罗织的那厚厚一本材料就是束缚铁人双手的枷锁，“四大帽子”和“十大罪状”不掀掉，铁人就翻不过身来。为了搞清事实真相，钻井指挥部干部、工人组成了40多人的调查组，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上西北、下江南，跑遍了大庆油田的角角落落，把那些不实之词一项一项搞清，全部推翻了。为了弄清其中最致命的“国民党问题”，调查组人员到甘肃查阅了敌伪档案，到青海一监狱提审了当年背着本人把王进喜名字写上突击发展国民党党员花名册的刘治典。最后证实铁人无过，有罪的是那些私拿档案制造冤案的人。

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都自发起来保护铁人。

冷天里，游斗中的铁人冻得打颤。这时，人群里往往会冲出一个人，上去假装呵斥他，给他戴上狗皮帽子，塞给他一包烟。

当造反派用石块、砖头打铁人时，立刻就会有人出来用身体挡住铁人。有时挺身而出的人多得会形成人墙。

一次，游斗铁人的车从家属区经过，曾被铁人救护过的陈国安撑起瘦弱的身体站在路边。他准备给铁人送点吃的，被造反派挡回，他破口大骂：“反大庆、斗铁人，伤天害理，你们都不得好死！”直到汽车走远看不见了，他还站在那里。

铁人被工人藏在菜窖里，卫生所长陈炳华去看过伤，送过药。造反派找到陈炳华，把刀子往桌上一扎，逼他说出铁人的下落。

陈炳华站起来说：“要动武吗？我是部队转业的，不吃这个。”歹徒只得乖乖地走人。

文革中工人自发保护铁人的事，在当时的大庆几乎比比皆是。

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

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也实行了军管。周总理还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的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亲自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生产的被动局面才逐步得到扭转。

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由此，形成了今天仍被各大油田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没有解放出来。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让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央委员身份检阅了游行队伍。

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尽管301医院想尽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弥留之际，铁人王进喜最后想到的是党的利益和把自己养大的母亲。一天，王进喜用颤抖的手从枕头下边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共500元钱，一分也没有动。这笔钱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20多元、一两毛钱就可以简单吃顿饭的年代，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王进喜说：“这笔钱，请组织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纷纷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铁人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点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

18日，王进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市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

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

建国40周年之际，铁人王进喜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等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世纪之交，王进喜同孙中山、毛泽东、邓稼先、焦裕禄、邓小平、袁隆平等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部分文史资料，特此向相关人员致谢）

王新军，青年作家。1970年生于甘肃玉门。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农民》《大草滩》《民教小香》《一头花奶牛》《好人王大业》《坏爸爸》《八个家》《最后一个穷人》《厚街》等长、中、短篇小说130余部（篇）。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阵容，曾深造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甘肃省玉门市文联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