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声名卓著的印侨首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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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荷兰人的后裔。
②一说是1100人。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桀傲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 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 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 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 定离开这块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 地对国大党却相当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 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 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自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 此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 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这时（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 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 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 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 年得过一场天花，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 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 进行坐浴，且接连3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神的旨意”，继续 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 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 部，专门对付印度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 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 说：“帝国zheng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 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 们看到甘地居然来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 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 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民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 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 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 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受了审判，结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 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 现在他又和通神学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珈经》、《瑜珈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 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 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不占有和平等的观 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 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 甘地觉得求医问药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 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 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 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区别对待，只要有机会他都 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的tan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 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这种“非 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 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 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 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1862年初版的书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 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天之内，他便筹资1000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一块20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 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 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 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样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8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 甘地夫妇，以及他们的3个儿子——10岁的曼尼拉尔、8岁的拉姆达斯和5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 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7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点走到事务所，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10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点午 餐，约1小时，这时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点钟离开事务所，7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 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彼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 步往返于从家里到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 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 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 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 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理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 丝安慰。其实，这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 人，“他们鞭打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 欲所惑而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 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 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 苦卓绝的斗争，也发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 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 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 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 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 应，一方面将草案全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日，上述法案由zheng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 剧院召集了一次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 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 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zheng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 代表团前往英国请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 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 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 至少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在伦敦紧张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备返回南非。临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爷饭店举行了一次早餐会，答谢所有帮助过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南非英印委员会，由班纳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zheng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zheng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 法案，基本上是1906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zheng府批准该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 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zheng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 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zheng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 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 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 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zheng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 为暴力。而且一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 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 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 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zheng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并告知zheng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甘地抨击皇家zheng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 法是野蛮的法律，是“一个文明的zheng府，自称为基督教的zheng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 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zheng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zheng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受伤。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 也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锒铛入狱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 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51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 非暴力抵抗政治犯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需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 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 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监狱里也有种族歧视。白人囚犯，可得一张床，可带牙刷、面盆与脸巾，印囚则不准，华侨同囚则更糟。甘地迫使当局同意华侨同囚获得同印囚一样的待遇，还发给他们一张桌子，少数阅读物与文具。
监禁意外地给了甘地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闲时间深入阅读托尔斯泰、鲁斯金、索里欧、艾姆生等人的著作。书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zheng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zheng府建议，所有印侨可改为自动而不是依法去登记，登记的项目可由zheng府派员与印侨磋商。建议中还规定如自动前往登记的人数超过多数，zheng府将自动请议会修改“黑法”，使自动登记成为合法。
1月30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往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在何迭泉缓缓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坐上一辆遮盖严实的马车。马车径直驶向比勒托利亚zheng府办公大 楼。这几位神秘人物正是约翰内斯堡警长与对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会晤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搭乘当日下午7点3刻的班车，于9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入狱之前坚决反对登记的甘地，此刻又鼓动别人去登记，引起了印侨的疑虑和不满。一个帕西族印侨上前厉声质问甘地：“当初你对我们说，按手印只有刑事犯 才这样作，可是今天又劝我们去登记，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辩说：“如果是为了服从‘黑法’，就是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但是，现在的情况 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对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认你以同胞的资格向你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 情。”
那个人显然未被说服，他恼怒地叫道：“我们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要宰了他。”
甘地平静地说：“凡发誓不登记的人，我不强求，但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帕西族印侨或其他人前往登记，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补充道，“我并不 喜欢刚才这位朋友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应指天发誓要杀一个人。这次和zheng府取得变通办法，主要应负责的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务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带头前往 按手印，愿神准许我这么做。死在一个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骗更使人难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时，受到迎候在那里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们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说：“反对志愿登记的行为既已答应撤回，每一个善良的印度人就该尽力协助当地zheng府。”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判3个月苦役。
甘地在医生的治疗下渐觉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兰士瓦与南丹两地之间，争取并组织印度侨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众大 会，会上一个人拿着大木棍直奔甘地，幸亏在场的人及时阻止才免于遭险。从这时起，他接受同僚们的劝告，开始雇用私人保镖。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zheng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zheng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且进一步采取行动。他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 登记者为有效，但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项法令。他为此颁布了两项法令，规定以后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 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