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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撼江湖(2)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么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么好处。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么,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么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么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么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么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么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么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么象征,谈什么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么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么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共产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么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么一定要写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可是工农兵绝对不能欣赏。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应该能够尽量让大多数人接受呢? 

倪匡刚才那个说法的确是偏激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我觉得任何东西,包括文学在内,总得要有些是高级的,一些中级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车,无论是劳斯莱斯或是普通的小轿车,都应该制造,因为各有喜欢它们、用得起它们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表,有人专戴名贵的,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戴那些普通的手表一样。小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适应群众需要的。有些学者喜欢去钻牛角尖,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反对。 

倪: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和群众脱节的,就像那些影评家一样,他们说好的电影一定不卖座(笑)。也许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老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众的心态和观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影评家还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数的这些什么家还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好一阵子方停。) 

杜:那么以您自己的观点而言,您对小说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点上我是和倪匡一样,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划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又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为小说不是流水帐,不能单纯地把所要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小说是要比较精炼一点,所以,应该侧重于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例如你描写一个学生,你不可能去仔细地记录他上午念英文,然后念数学种琐细的事务,而会去选择在某一段时间里,对他最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来刻画和描写,这才是小说。 

杜:近年来,由于视听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新马一带,电视连续剧便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有人便担心它可能会对小说构成威胁,像夏志清甚至还担心文学将来会被这种视听大众传播体所取代。对这种现象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金:我的基本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将来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太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小说还是会存在的,至于千百年之后,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么小说当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也会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说必然还会继续存在,长期而言,如果人类进化到不再需要文字这种表达形式的话,那么小说就不会存在了。甚至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表现方式,也会被另一种新形式所取代,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当年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无线电这种新玩意儿,当时办报的人都很紧张,担心无线电的新闻会取代报章,后来电视又出现,大家就更紧张了。然而,时至今日,报纸还是存在着。当然,如果没有电视,报章的情况会比较好些,至少不会被电视抢去那么多广告。(哄堂大笑)然而,虽然面对这样强的竞争,报纸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毕竟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和特色。 

我想,小说和连续剧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目前也许连续剧的观众会比小说多,但小说也不会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谈到办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明报》虽然在销路上不是第一大报,可是,它的素质和水准,大家都公认是一流的,对于这种成就,您个人有些什么感想呢? 

金:就个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当满意。一般而言,报纸总是分成两个极端,这在英国是特别明显,一种是以质量取胜的,另一种则是流行性强的。当然,从办报者本身的理想而言,总是希望能够办一份比较好的报纸,销售量倒在其次。以《明报》目前的情形来说,我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好,还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这是坦白话,绝对不是谦虚之词。 

杜: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沈登恩,大家在谈起《明报》和您的时候,大家都对您这份报纸的水准和素质推崇备至。正由于如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动您,使您会办出这样一份高水准的报章呢? 

金:我个人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杜:关于这点,刚才您提到舆论,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标,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报》社评。这里,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请问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金(微笑):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逼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是怎么伟大,能够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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