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16节：抉择时刻(14)

第二部分 第16节：抉择时刻(14)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滞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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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