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萨达姆成了“二号人物” 11、萨达姆的国际外交

　　在担任伊拉克的二号人物期间，萨达姆从贝克尔那里学到了一些关于权力和外交的经验。[都市^文学 ]就任总统之初，贝克尔喜欢在总统府里宴请各国记者。饭菜很简单，客人们通常是内阁成员和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各国媒体都在为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争论不休，贝克尔利用这些气氛轻松的聚会营造一种融洽的氛围，并借机阐述自己对伊拉克的外交事务和国内冲突的观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姆逐渐成为伊拉克政府里为人熟知的权势人物。萨达姆也开始效仿贝克尔做法，私人宴请各国记者。宴会上的菜肴都是一些简单的阿拉伯食品，诸如鹰嘴豆泥拌橄榄，用以佐餐的是大量的“黑牌”威士忌酒。萨达姆还会一边抽雪茄一边讲故事。在伊拉克，圈内人士都知道哪些记者能被请到这些私人宴会上。据传言，有一位记者曾经深受萨达姆的青睐，他甚至于可以“进入安静得令人心慌的复兴党委员办公室。这种待遇让其他西方记者非常眼红，因为在伊拉克，他们有许多地方都不能进。”

　　20世纪70年代初，萨达姆利用宴请外国记者的机会，推销伊拉克和他自己。当时的伊拉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复兴党政权大力推进着它的众多议程：安抚反对团体，镇压受到邻国伊朗越来越多支持的库尔德人势力，确保伊拉克控制本国的石油资源，以及把伊拉克发展成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几年以后，伊拉克外交官塔里奇*阿奇兹在一个电视采访中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发展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萨达姆*侯赛因当时是负责发展的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的抱负就是把伊拉克建设成一个在工业、服务业、技术以及教育等领域都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萨达姆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以及外国技术支持和技术设备。

　　1972年2月，萨达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承诺给伊拉克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答应帮助伊拉克建立起一个本国的国有石油产业。同年4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访问巴格达，萨达姆在机场主持了一个迎接他的官方欢迎仪式。俄国人与伊拉克人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萨达姆巧妙地确保了他所需要的来自苏联的帮助。然而，萨达姆并不想完全依赖苏联的技术和帮助。他希望以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

　　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宣布把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很快，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了，总部位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萨达姆*侯赛因担任该公司的指导委员会主席，伊拉克的所有石油生产政策都由这个委员会制定。随着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复兴党政权可以把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投入到它的那些大型发展项目中，并加强本**备。但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则需要一点策略。伊拉克用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做法结束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等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就在伊拉克宣布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几天后，萨达姆造访法国——这个可能成为伊拉克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合作伙伴的国家。萨达姆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进行了会晤，并承诺向法国人提供在伊拉克优先从事商业活动的待遇。法国人投桃报李，同意给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它重要的技术支持。1974年12月和1975年9月，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两次访问巴格达，与萨达姆进行了会谈。在希拉克的第二次访问中，法国和伊拉克达成了进行核合作的初步协议。第二年，萨达姆再次访问法国，“亲自签署了从法国购买一个核反应堆的正式协议。”但是萨达姆并不满足只有苏联和法国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开拓其他西方市场，萨达姆知道他必须改善复兴党与整个西方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伊拉克把石油产业收归国有的做法极度不满，然而这不是双方的唯一障碍。伊拉克当时与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外交关系。1967年的阿以战争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往来，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1971年，伊拉克与英国断交，因为它认为英国支持伊朗吞并一些位于波斯湾的岛屿。除了这些外交障碍之外，美国和英国可能也不愿意与一个和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商业往来。然而，萨达姆认识到，在冷战时期进行外交活动可能有许多好处。与西方建立贸易关系不仅可以减少伊拉克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同时西方国家可能还有机会在开发伊拉克石油资源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萨达姆知道，伊拉克要想实现外交突破，首先必须改变伊拉克政权给世人一贯的印象。他充分了解世界媒体舆论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帮助伊拉克改变世界各国对它的态度。1973年2月，萨达姆会见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谈。事后，英国《观察家报》的长期驻外记者加文*杨写道：“伊拉克既不想与东方结盟，也不想与西方结盟，只是希望与一个态度更为友好的英国或者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稳定与发展是伊拉克的头等大事。这个国家的态度似乎显得十分和善。”杨认为，伊拉克即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可能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甩在后面”。萨达姆指出，尽管伊拉克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建立贸易联系对于任何一方都十分有益。萨达姆解释说：“在当今的贸易领域没有胜负之分，只有双赢。伊拉克人不能把石油当水喝。我们石油的市场是在西方和日本”《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意思相似的文章，它引用萨达姆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伊拉克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对伊政策仍然很不友好，这不符合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然而，萨达姆明确表示，为了促进伊拉克的发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那些以前遗留至今的外交障碍。“我们相信，伊拉克能够与那些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贸易、经济和外交联系，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各自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在这次会见中，萨达姆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萨达姆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强人。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些伊拉克官员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如今他居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一座华丽的宫殿里，身穿裁剪合体的欧式套装，喜欢系着进口的丝绸领带。”《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吉姆*霍格兰注意到萨达姆戴着一块白金镶钻手表，表带也饰有钻石。他把萨达姆描述为“伊拉克一位表情温和的权势人物……他大步行走，具有潇洒、强健的体态，堪与文斯-隆巴迪执教时期绿湾包装工队最好的后卫球员媲美”。在提到萨达姆在复兴党政权内部的领导地位时，霍格兰写道：“他为人精明，而且有一个具有超凡勇气的名声，这些因素帮助他登上了权力的颠峰……”

　　萨达姆的公关手段似乎取得了成效。不但外国记者们纷纷对他的想法进行报道，那些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专栏作者们也开始评论他的这个观点。萨达姆作为伊拉克一位形态优雅的权势人物的形象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他所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有贸易联系的建议受到了一些人的重视。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多年来一直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专栏，他们二人于1973年年底造访巴格达，并采访了萨达姆。他们把他描述成巴格达“最机敏和权力最大的人物”，并且注意到他“态度温和，肤色较黑，长相十分英俊”。埃文斯和诺瓦克向萨达姆提的问题紧紧围绕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它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等等。他们最后总结说：“萨达姆在阿以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回旋余地，从这一点看，就算伊拉克与美国实现对话，对解决中东的政治纠纷也毫无帮助。但是他的这种顽固表面下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他很明显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并期望获得美国的技术。莫斯科正在进行一个秘密计划，意图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亚洲‘安全区’。对于莫斯科而言，石油资源异常丰富的伊拉克是它实现这个计划的一颗关键棋子。在这种形势下，伊拉克表现出这种情绪非常值得美国加以培养。”萨达姆的提议很明显具有一些吸引力：政治立场存在重大分歧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萨达姆的这个提议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双方秘而不宣的行为准则，就这样，伊拉克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1975年3月，美国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3000万的合同，向伊拉克出售数架大型客机，另外还获得了人员培训和飞机维修等合同。由于两国之间仍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人在比利时驻伊拉克大使馆内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有3名美国雇员，其中一人是商务专员，专门负责帮助促进双方的贸易关系。

　　1975年春，随着西方人对伊拉克的兴趣日渐浓厚，《纽约时报》外国事务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来到巴格达。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撰写了一系列专栏，主题涵盖库尔德问题、以色列问题，以及伊拉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务关系。作为一名写伊拉克题材超过10年的资深记者，苏兹贝格抓住了伊拉克繁杂事务的本质，并对萨达姆*侯赛因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1975年3月，伊拉克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协定，目的旨在解决双方长久以来存在的激烈边界争端。苏兹贝格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个协定。当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伊朗国王与萨达姆*侯赛因利用共同出席这次会议的时机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萨达姆不久后前往德黑兰签署正式的协议。双方同意把两国的界线永久性确定下来。伊拉克接受伊朗方面关于以阿拉伯河中线作为两国分界线的提议；此前伊拉克一直宣称，双方应该以阿拉伯河伊朗一方的河岸为分界线。两国还同意沿边境线设立安全区，防止双方各自的“颠覆破坏分子”偷偷越过边境。这个条款很明显是把矛头指向了库尔德人。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一直得到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支持。尽管萨达姆和巴尔扎尼彼此互不信任，但双方还是不断展开谈判。库尔德地区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以及自治区的的管辖范围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4年3月11日，萨达姆发表了一个演讲，逐条宣读为库尔德人制定的《自治法》的条款。萨达姆说道：“我们所理解的自治必须基于这些原则：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动和融合，国家的法律可以在伊拉克国内任何地区得到贯彻，伊拉克的主权可以得到保障。另外，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对实行自治的民族的每一个公民亦步亦趋，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并把他们活动范围当作这个自治地区管辖的范围。”很显然，基尔库克是双方争执不下的其中一个焦点。库尔德人声称应该由他们自己管理这个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但萨达姆断然否定。他给库尔德人15天时间接受新的《自治法》，并加入伊拉克国家阵线。萨达姆说道：“如果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将不再与你们进行合作。”巴尔扎尼断然拒绝这个提议，就这样，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军队再一次爆发了战争。

　　在以往的战争中，伊朗通常会向库尔德人提供帮助，并允许库尔德战士和平民自由跨越两伊边境线。然而，伊朗和伊拉克在1975年签署的协议使得库尔德人不再能够轻松越过边境线。事实上，伊朗政府签署这一协议，已经表示它不再愿意支持库尔德人对抗复兴党政权的反叛行动。伊拉克政府宣布了与伊朗签订的新协定，并提出可以特赦任何停止抵抗的库尔德人，几个小时后，伊拉克军队开始对库尔德人大举进攻。战事结束后，伊拉克政府实施了规模浩大的移民行动，把库尔德人迁移到伊拉克不同地区居住；这次行动波及的具体人数不能确定，但是据估计，大约有25万到30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家园，搬到伊拉克其他地区居住。到1978年为止，大约1400个库尔德村庄被夷为平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签订的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有效终止了伊朗人对库尔德人的支持，让他们失去了一个在争夺自治权的斗争中的主要盟友。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专栏里总结了《阿尔及尔协定》对于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不同的意义。“年轻的萨达姆对政治权力充满渴望，当他逐渐掌握这个局势紧张、缺乏安全感的阿拉伯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巴格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争斗正好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扑灭由在库尔德人当中广受尊重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反叛运动，”苏兹贝格写道：“侯赛因先生如今在伊拉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处于其事业的颠峰阶段。他刚刚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双边协议，放弃了伊拉克对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停止所有对巴尔扎尼先生的支持。结果，持续72年的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就这样终结了。”苏兹贝格提到，继续安抚库尔德人是“侯赛因先生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位专栏作家说得很对。在次年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完全否定了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力：“我们喜爱这个国家的北部山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那里。为了保护人民，我们要捍卫这片山区的稳定，这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还否定了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国家的版图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苏兹贝格还写了一个关于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专栏，他引述萨达姆的话说：“作为阿拉伯人，我们并没有打算把现在生活在我们国土上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不过，他们的确占据了我们的一部分领土。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结束这种占领。”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强烈反对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妥协，并拒不承认结束1973年阿以“十月战争”的停火协议。1974年秋天，萨达姆率领伊拉克代表团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萨达姆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希望（阿拉伯）民族实现团结并开发它的所有资源，我们必须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致力于解放所有在1967年前后被侵占的土地……这个战略不排除政治活动，也不排除分段进行的政策，但是这些方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基本战略——彻底解放阿拉伯土地。这个策略在任何阶段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认可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以任何形式存在，也决不认可他们在1967年6月5日以前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

　　苏兹贝格在专栏中追溯了萨达姆掌握权力的经历，并把他这个经历与他在地区政治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好斗姿态联系起来——为了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他不惜与伊朗签订一个对伊拉克不利的协议；他呼吁“动用阿拉伯民族的一切资源”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萨达姆在公开推行这些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出各种努力，恢复自己和复兴党伊拉克在西方的形象，目的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萨达姆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从巴格达发出的第三篇专栏中，苏兹贝格写到了伊拉克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还提到伊拉克和苏联之间的摩擦正在逐渐升级，苏兹贝格写道：“美伊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突然激增，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从1971年的3230万美元飙升到去年的2.84亿美元。伊拉克航空公司购买了5架波音客机，并且还签下了另外8架飞机的订单；一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公司正在伊拉克建造一个新的深海石油码头；美国钢铁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一些石油钻探设备，并且有望获得新的大合同。”苏兹贝格把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放到冷战政治的大框架下来探讨。当然，伊拉克没有与苏联断交，它也没有与美国实现完全的关系正常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萨达姆使用他那极端巧妙的外交手法，帮助伊拉克改善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两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

　　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伊拉克事务的专栏刊出后不久，萨达姆就成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官员之间谈话的一个话题。1975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尔弗雷德*L.阿瑟顿向基辛格报告说，萨达姆将于次日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国王谈判签订一个解决双方阿拉伯河界线争端的协议。阿瑟顿提到，伊拉克的官员们“……与沙特阿拉伯就一些具体议题——如边界争端等——很快达成共识。他们向科威特提供帮助。他们与埃及人和约旦人渐渐走到一起。这些伊拉克官员的举动表明，伊拉克希望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然后，阿瑟顿与基辛格谈到了萨达姆：

　　阿瑟顿：“侯赛因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们应该对他的背景作更深入的调查。他现年38岁，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他是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但实际上是他在主导这个机构；他是一个冷酷、机警的人，最近明显表现出务实的作风。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伊拉克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比以往大部分时间都更为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要是他们能够解决……”

　　阿瑟顿：“是的，一旦他们在库尔德问题上达成协议……”

　　基辛格：“没错，正是库尔德问题。”

　　几个月后，基辛格在巴黎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和伊拉克驻法国大使进行了会面，讨论美国和伊拉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次会面是由基辛格提出的，时间在1975年12月17日，地点就在伊拉克驻法国大使的寓所。基辛格开门见山地解释了美国的立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接触不多，而我希望就此机会两国能够展开交往。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次会面中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可能至少需要两次。（笑声）”基辛格继续说道：“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认为伊拉克和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出于种种原因，伊拉克和美国一直具有不同立场。但是我们已经成功地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就纯粹的国家立场而言，我们这一边看不出存在什么巨大的障碍……”

　　伊拉克外交部长萨阿敦*哈马迪则谈到了阻碍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主要障碍：如美国对以色列和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哈马迪：“当然，我们（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有不同看法，我来告诉你原因。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美国是促成以色列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因素。”

　　基辛格：“的确是这样。”

　　哈马迪：“我们认为，以色列通过武力建国，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行径。以色列建立在我们的一部分土地上。你可能不会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以色列如今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威胁……以色列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可以威胁到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而且我们还从最近的新闻得知，美国向它提供了一些尖端武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威胁，而因为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伊拉克本身也受到威胁。我们认为，美国正在鼓励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占据上风……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创造和平，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以色列占优势地位的环境，这种做法将会带来新一波冲突。”

　　基辛格：“……以色列能否存在的问题不能拿来谈判，但是我们可以让它的国土面积缩小到历史上原有的规模……如果问题在于以色列能否存在，那我们就不能进行合作了。但如果问题是让以色列的边界变得更为合理，我们就可以进行合作……这一切发生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大约需要2至3年时间。问题解决后，以色列将会是一个友好的小国家，不会再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因此，我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发生转变。但条件是阿拉伯人——请原谅我说话直白——不要做任何愚蠢的行为。”

　　关于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解释说：“当时我们认为你们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伊朗在库尔德人地区所做的事情。现在既然伊朗与你们已经在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做类似的事情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没有涉入不利于伊拉克领土完整之类的活动，以后也不会。”尽管基辛格作了保证，哈马迪在与美国完全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他建议美国和伊拉克首先发展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些外交接触显示，萨达姆-侯赛因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提到的外交构想已经成了伊拉克的现行政策。伊拉克和美国一边继续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彼此针锋相对，一边不断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

　　在10年的时间里，萨达姆*侯赛因成功实现了伊拉克石油产业的国有化，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树立起一个激进的亲巴勒斯坦形象，并且缓解了伊拉克与伊朗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同时，他与苏联、法国、英国、西德、日本和美国等国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这使得他能够实施一个总投入达2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萨达姆一边继续从苏联获得大量军事帮助，一边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谈判军购事宜。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萨达姆成了伊拉克无可争议的强势人物，复兴党政权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牢固。正如霍格兰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萨达姆有时被人们称为‘第二号人物’，7年来他已经成了伊拉克和复兴党秘密机构的公认领导人。在复兴党的极权统治下，伊拉克不断发生变化。”

　　1978年年底，萨达姆来到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分别会晤。柯西金和萨达姆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埃及和以色列最近签署的《戴维营协议》，把它称为“在阿拉伯人背后搞的阴谋”。苏联帮助伊拉克开发本国油田，并且还对伊拉克其他产业如棉花产业和玻璃制造业提供支持。在这次访问中，苏联人同意帮助伊拉克人在底格里斯河上建造一座综合性水力发电站。萨达姆告诉记者说：“每次访问苏联，我们总能得到一些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收获。”离开莫斯科后，萨达姆前往古巴拜访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萨达姆心目中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典范。访问期间，古巴人授予萨达姆“乔斯*马蒂”勋章，以表示“古巴人民深切认可他对伊拉克民族解放斗争的长久贡献，并表彰他在巩固伊拉克人民和古巴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萨达姆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形象。一位名叫菲利普*隆多的法国学者发表一篇文章说，伊拉克当时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充当着一个领导角色，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达姆。这篇文章说道，自从1968年以来，萨达姆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镇压新政权的反对者，加强复兴党内部的凝聚力。凭着务实的风格和十足的勇气，萨达姆很快开始向伊拉克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刀了。伊拉克学者马吉德*哈杜里在他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根据复兴党政权的组织体制，作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萨达姆本来就很有希望继承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每当危机来临需要他作出重要决策时，他总能很快行动起来，凭借自己的谨慎、灵活和机敏把问题处理妥当。他的这些品质，再加上他对复兴党的忠诚和拥有的高度勇气，都使得他成为今后最有希望当上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复兴党成员。”哈杜里对萨达姆当上伊拉克总统后的前景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但事实将证明他在这一点上缺乏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