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势，虽说非常艰难，而凭借他非凡的才能，又遇到了大有作为的皇帝，来做拨乱反正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只是他的成就不如所期望的那 样，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朋党拖累了他。宋代朋党造成的祸患，在王安石之后尤其严重，而事实上发端于王安石之前，这是不能不追述议论一下的。政党的出现， 产生于政治进化之后，国家有政党，并不是坏事，而是应当庆贺的。虽然是这样，有定义说：一种说法是，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 另一种说法是，作为政党，既然有结党的事实，就不能避讳结党之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党所争辩的，应当只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和个人私德、学术异同等问 题，都不应列入争论的范围（这里只不过略取它的大概，不能全列出，因为这里不是专论政党的）。宋代所谓的党，还不足以看做后来所说政党，所以我不把他们看 做政党，仍旧用它的旧名，称为朋党罢了。中国在宋之前的党祸，如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之后的党祸，如明代的东林、复社，都可以说是用小人害君子。 只有宋代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极不分明，不管是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和无才的全都卷入其中。一言以蔽之，是士大夫们因志趣而结在一起相互竞争罢 了。追寻宋代朋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那时重文而轻武，二是因为中央集权过度。宋太祖的政策，是必须压抑臣下，使他们不能以武功而显露自己，有才能 的人，不得不都走从政这一条路。而兵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管理百姓的官职、各地方的官署，都是用来接收被贬官员的，或者是大臣们养老的地方，不像汉代的 郡国，在那里可以实现抱负有所建树，并且考核他的政绩而有升降，使人能在那里得到锻炼。因此那些优异突出的人才，想获取功名的人，都涌向京师。而那时的京 师，不像现在那些立宪国的国会，能容纳许多人在里面发挥才能，能够参与国政的，两三个宰相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台谏之类的官，也是升迁到宰相的官阶。 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才，而只有这极少极窄的位置作为立功名的凭借，那么大家相继来争抢，也就很自然了。看整个宋朝的历史，称它是争夺政权的历史 也是可以的， 无能的人来争目的是营私，贤能的人也来争为的是实现志向。争急了，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彼此相互诋毁，又把朋党的名声加到对方的头上，于是党祸和宋朝就始终 相随了。

宋代朋党之祸，虽说在元祐、绍圣以后最严重，其实它发端于仁宗和英宗两朝。它的源头是仁宗时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党争则是英宗时 的濮议事件。最初范仲淹触犯了吕夷简而被逐出朝廷，士大夫们争论两个人的曲直，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等吕夷简罢官离去，范仲淹做了丞相，石介做诗说：“众 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沔读了孙介的诗后说：“祸患将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后，史书上称他裁减宠信滥用之官，考察官 吏政绩，日夜谋划怎样使天下太平。但改革没有步骤，规模广大，论事者认为不可行。直至按察使出任，多人被弹劾，人心不满。自从恩荫子弟范围减小，磨勘制度 严密，对侥幸投机者不利，于是对他的毁谤开始多起来，关于朋党的言论也被皇上听说了。（以上都是录《宋史》范仲淹传中的话）反对党乘机攻击他，于是范仲淹 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官。王拱辰、张昌言说：“我们一网打尽了。”他们的气焰和石介的诗句像出于一样的口吻。后世论史的人，没有不倾向范仲淹而贬低 吕夷简的。范仲淹的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是吕夷简等人所不能达到的。吕夷简不过是一个贪恋高位的庸才，如果认为他是奸邪，那么宋代百年来的宰相，像吕 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怎么能都说成是奸邪之臣呢？况且当时与吕夷简结党攻击范仲淹的人，许多也是后世认为的君子，这是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宋代的朋党，无 所谓君子和小人，纯粹是士大夫们为争意气而相互倾轧，自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就已经是这样了。这种风气既然开了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 （公元1064年~1067年）就遇到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什么呢？仁宋驾崩，他没有儿子，让他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有人提出要办追尊濮王的典礼，朝廷的大臣们意见 不同而引起争论，一个个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的祸患，从此开始发展得激烈起来。言官们甚至纷纷上书要求斩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逐渐演变成因公事而诋 毁对方个人生活上的品德，随即就有人诬陷欧阳修有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事。而当时因濮议被攻击的人，有像韩琦、欧阳修这样被后世所称为君子的人；因濮议来攻 击人的人中，像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之为君子的人。宋代朋党的真相，由此就完全可以看清。此事虽然与针对王安石新法的争论无关，但表现很相似， 况且那些首先站出来攻击濮议的人，就是后来最早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说我啰唆，将欧阳修濮议的全文录过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是怎 样的一种风气，然后就知道王安石的处境，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有关新法的公案，不过是另一个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才即位，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进爵，不管死者生者都得到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封赏，只有濮安懿王，是皇上的生父，中书 认为不能和其他的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的部门商议进行典礼一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治平二年四月，服丧期 满，皇上就把那个奏章 下发给两制，让学士待制礼官详细研究。翰林大学士王圭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荣耀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中书认为要给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 封，册封的诏令应该有特定的规格，诏令中应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应当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 濮王与皇帝是父子，并不是按封册上称他为什么亲，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将这个奏章 下发让再考虑，王圭等人提出称“皇伯”而不写名。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据开元开宝礼中都有：“做儿子的要为 生父披麻戴孝不过一年，为后父披麻戴孝三年。”这里后父生父都是父母。而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称为“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藩侯继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 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而“皇伯”这样的称呼，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没有根据了，所以没敢 这样施行。于是将有关古今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有关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言官们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等开始，皇太后就亲手 写了诏书责令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问为什么。皇上见到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不让再讨论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来。过了许多天，礼官范镇 等人坚决请求一定要讨论有关皇伯的事。他们的奏章 留在皇帝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言官们也对这事都提出了看法。皇帝既然因为太后的缘故决意不再提这事，所以凡是上来的奏章 都留了下来不下发。皇上聪明果断，很通达事理，对待臣下，非常谦虚恭敬，但却不姑息。言官们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 大多被搁置下来不施行。言官们由此而开始愤恨并发出怨言，对中书的不施行很是愤怒。中书也曾上奏说，现在言官们因为朝廷不听他们的而愤怒，说我们阻塞了言 路，导致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事，如果言官们说的对，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 略行一二 。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施行，那样不碍事吗？”中书因为皇上所说的话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说。皇帝问：“所提出能施行而 没有施行的有吗？”韩琦以下的官员们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帝说：“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了。”当时有多名杂端御史是刚被提拔上来的，锐意进取，希 望快些取得成绩，见到什么都直说，也不顾忌是不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所以经常把事办砸。

这时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厉害。皇帝因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虑，文武大臣们也很担忧害怕，日夜费尽心思， 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当时范纯仁新当上御史，才上殿，内外都恭听他要说什么。而他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 派一名监管的官员，中书省审核议定。在京的军营共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果按范纯仁所请求的，就应该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个监官要有四名随从士兵，这时正 是国家的非常时期，缺少人手，却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监官，而没有瓦木等建筑材料，一样不能完成工程，他轻率错误到如此程度。于是在中书省议论这事时，我 就忍不住笑了，言官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一些天吕大防又上书，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样琐碎不符实际无法施行。而言官不知道他们所讲 的话无法办，只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吕大防又说，今后言官再提出建议不施行的，要求中书省说出原因为什么不去办，要报过去，他蛮横无理到如此地步。他 们怨恨愤怒的言辞，渐渐在士大夫中传开，言官们的亲友故旧，有人戏弄并激怒他们说：“近日御史官员所提的事，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后就算完事，外人都说御史台 应该称为进呈院了。”这话很有名，朝中的官员相互拿这来开玩笑。

而御史官员更不满意并愤怒，于是就想着参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弹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这时皇上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失当之处，文武 大臣，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没有定论，就说这是个好题目，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共同极力申说。然而这时皇 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议这事，“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定下来，其他追封的礼数，都还没有讨论到，朝廷对濮议，并没有过失，所以御史们只请求早施行“皇 伯”的办法而已。中书省说前代有关礼仪的论争多年定不下来的很多，这事关系很大，况且皇上谦逊，自己中止不让再提，有什么过错值得弹劾呢？于是放在一边不 再搭理。御史们一起到中书省扬言说：“宰相应该早了结这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虽多，全都不听，因而御史们更加 感到耻辱。既然这情形已经不能停止，再加上他们的本意是想因弹劾人获罪而博取声名，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只求激怒朝廷，什么都不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提出 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无顾忌地丑化和诋毁。当初，两制因为朝廷不用他们提的建议，心里已经不平，等御史台那里有了说法，也就 和他们相互呼应。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礼义，不知圣人很重视无子的事，凡没有儿子的允许让同宗的子弟承继家业，这是大公之道，只是常见的百姓中过继儿子和 异姓领养义子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讳他们的亲生父母，把这当自然的事，于是就认为“皇伯”这种提法正确。御史们既然已经有了两制的协助，而外面的议 论又是这样，于是以言惑众，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层人众，还传言说，等将来还要让濮王入太庙，用来换了仁宗的位置。朝廷内外 议论纷纷，说也说不清，而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人稍倾向朝廷说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请求让皇上称亲，奏章 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从此这些有识之士，都怕惹祸而闭口不谈了。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个合适的礼数施行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 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而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原来的坟茔建为园，在园中 立庙，让王的子孙按时祭拜。 礼节止于这些而已。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只这样做极好。但需要禀告太后后才可行。暂且等一等。”

这时离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御史们的言论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这事。祭天大礼之后，第二年的正月， 御史的奏章 又来了。中书省又将原来写的东西呈上去，请求降诏。皇上说：“等三两天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简到曾公亮的家中，颁布皇太 后的手谕说：“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个夫人应当称后。”和中书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写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也事先 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进呈诏草时，只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请皇太后降手书。这 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这天韩琦因祭祠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欧阳修在垂拱殿门的阁子中，听了后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事出意外， 不知该做什么。于是就到致斋处找韩琦一起取来旨意，不一会儿韩琦来了，不等细说，就来到殿上，韩琦上奏说：“臣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说“怎么 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的三件事，称亲这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请求陛下推辞免去，再降道诏书，只称亲。把臣等前些日子进呈的起草的诏书， 将坟茔改为园，在园中立庙，让濮王的子孙祭祀等这几项写到诏书中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开始的时候，朝廷内外的人，被御 史台的言论所迷惑，称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夺仁宗的正统，所以人们都喧嚷不停，等见到手诏上所施行的礼数，不过是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合理，就再没有什么异 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仍然认为称亲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