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2)

这时吕诲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他们知道形势不能阻止，就只针对称亲一项说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说韩琦串通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乱皇太 后，这样才下了手诏；又针对我说我是首先提议的人，请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 正本传到宫中，副本便和进奏的官令一起传布。吕诲等人既然想领得罪名而离开，所以每次见皇上，言语都违逆不敬，只恐皇上不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 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时间一长到了这一地步。知道他们不能再留，还多次派宦 官，授给他们官职，到他们家召他们，而他们都不来，于是就让他们以原官职去到外地做官。濮议这件事，从中书最初提出，到最后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一句如何 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听他们的而进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自然是中书提出的决议，皇上也没有偏执的意见。而 吕诲等人多次上书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事重大，不能轻易答复，既然已经降手诏不再议论这事，那称“伯”称“考”，一切置之一边不 再讨论了，也并不是非要偏执于哪一个。皇上曾经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议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所奏的，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以看出 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说到中书省不敢用“皇伯”的称号那更是无稽之谈，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被议 论，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结束了讨论，所以就没有工夫谈到追封的礼数。之后所讨论的，只是在园中立庙罢了。如吕诲等人大力引用 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没有提到。开始时，吕诲等人既然决意要离开，皇上屈意挽留他们也不肯。赵瞻这个人，在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体 统，在人前扬言说：“官家只不曾下拜留我罢了。”用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如果朝廷对于御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让我们这些 人遮羞，也不至于离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濮议，难道有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吕诲等人决意要走，难道只针对濮议吗？士大夫们只看 到吕诲等人诬蔑的言论，而不知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深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为进言而被贬就是忠臣，而争相赞誉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所预料的那 样。吕诲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虚名，而荐举吕诲的人也想靠这个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恶而彰显自己的善，尚且不应当，更何况是诬蔑皇上来买自己的虚名呢？唉！假 使吕诲等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后世所知，是臣等的罪过。因此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采用。

读欧阳修此文，当时所谓公正的议论者的价值就可以想见了。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过是想借此来立名，寻求因言得罪，那样名声会更加高，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在于此，而国家的利害，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只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题目，拿来当做有利可图的奇货，稍有可乘之机，就卖弄口才，进行煽动。朝廷中那 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结配合，百姓无知，也来附和，来势汹汹。有反对他们的，就被指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罢休。争论不过时，就发泄愤怒去诬蔑 其个人品德，说韩琦勾结宦官，说欧阳修盗淫甥女。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乱大伦，灭人理。”说：“令人愤恨痛心。”说：“奸邪的人，希望 并巩固自己所得的恩宠，处处为自己谋划，损害正义和孝道。”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努力为自己辩解，欺骗蒙蔽皇上，敷衍谏官。”韩琦、欧阳修二人无论做人 和辅佐皇上，他们的大节在人们面前非常坦荡，何尝有谏官们所说的这些呢。假使有像他们所说的，则这两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当，而在居心不良，那样他们 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了。而难道真是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攻击他们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与天下的大计并没有关系，就是在皇 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而当时所说的士大夫们，因为沽名和泄私愤的缘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头指向一两个担任大事的人。更何 况王安石的变法，他事业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纳，比这又超过万万倍了。一个人狂吠而全国的人都来附和，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经是 这样，而谏官将乱伦灭理，取悦皇上并固宠，粉饰自己欺骗蒙蔽的这种种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难道可信吗？凭韩琦的耿直，而被诬蔑为结交宦官；凭欧阳修的高 尚，而被诬蔑为盗污孤甥，那么后面那些用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难道可信吗？区区一个濮议，是非是一句话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个孙固与那些人不同的意 见，奏章 还没有递上就已经被指责为奸邪了，那后面凡是为新法申辩的，都被指责为奸邪，能不当做类似的事来看吗？濮议一案，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 ，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大略让后人知道，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于是千古如长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还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8年）攻击濮议的人，就是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才参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弹劾 王安石的，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在濮议时是主持最坚定而被贬职的。攻击新法最用力的是范镇、范纯仁。元祐时才执政而破坏新法的，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 吕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与吕诲一气的（欧阳修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而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他，满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等吕诲等人被贬，司马 光上书要求留下他们而皇上不许，于是就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皇上也不许。这都是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后来攻击新法，自以为自己的大志向没 有丧失。而后世读史的人，也认为他们有大的志向而不丧失。濮议这一段公案，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不也自以为不丧失自己的志向吗？而考察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凭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士大夫们争于意气如此激烈，掌权的人，只有不顾原则而进行调和，什么也不做，只有曲意逢迎，取悦于当世，才有可能保 存自己。如果有所举措，无论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足以提供给对方题目，使他们找到借口，就如欧阳修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毅然凭自己的力量，取消百 年来苟且相沿的法度而进行改革，汇集天下的诽谤于一身，本来就该是这样。范仲俺所改革的不过是去除父辈做官子辈继承的陋习，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条文，缝补时 弊中的一两件事罢了，然而已经惹得满朝攻击，仅三个月就已经不能在职位上坚持了。也幸亏仁宗任人不专，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 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说范仲淹是没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完成了的范仲淹。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就如同那般，而凭当 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名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抚州。父亲王益，母亲吴氏，在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生公。幼年随父亲在韶州做官，十 六岁随父亲入京，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为进士。宋仁宗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做了淮南判官。按旧制，判官任期满，允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偏不这 样。二十七岁时，调到鄞县做知县，做了四年，期满回家。第二年，做舒州通判，中书省来函召他应试馆职，以祖母岁数大，家中贫穷不去应试。至和元年（公元 1054年），三十四岁，被授于集贤校理，不去上任。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十六岁，任群牧判官。第二年，知常州，换任为提点江东刑狱。又过一 年，派人催他回到朝廷，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回京做了三司度支判官。六年，授予知制诰，年四十一，共做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公元 1064年），他四十四岁，因母丧居丧在江宁。四年正月，宋英宗崩，神宗继位。三月起王安石知江宁府。九月，授予翰林学士。第二年，也就是熙宁元年（公元 1068年），王安石四十八岁，四月，以翰林学士破格进朝应对皇上。熙宁二年二月，皇上让他做参知政事。四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七年，多次上书乞求辞职。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又召回到任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六月，授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被罢官，以使相的身份做江宁府通判，这时王安石五十七岁。自熙宁元年入朝，执政共九年，从这时起就称病不再 出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十八岁，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 进封王安石为司空，第二年为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年六十六岁。赠太傅称号。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共九年，绍圣年间赠谥号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