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咏史诗》。唉！我想起王安石，就想起这首诗了！

王安石少年时有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抱负的伟大，性情的恬退，从这两首诗中可 以看出来。在先世寻找，有范蠡泛舟五湖，张良跟从赤松子游，他们的做法和王安石很相似。然而他们都看到，自己的主人不可与之同安乐，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 以免去祸端而已，这是老子的学说。王安石则不然，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在他的一进一退之间，都忠于自己的追求，自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七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次罢相。他进退的节操，天下都可明白地看到。在他的本集中摘录数篇文章 来编在这里，他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札子》上过六道，这里录其中的两道：

臣孤单地寄居异地，承蒙皇上收录，待罪在丞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当陛下实行变法之初，内外纷然，我确实是任凭他们加罪，如果不是依赖皇上明察， 我早就应当被杀了。对臣来说这是应当报答的，怎么敢有贰心？只是今年以来，疾病加重，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我过去曾粗略说过这意思，陛下未曾听从，因此 又努力至今，而所苦的是疾病一天天加重。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事事都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还久占着宰相位置，虽然陛下宽容，而罪行一天天滋 长，以至于不能被容纳，而陛下的知人之明被我连累，这不仅是害了臣的私义。 这就是臣之所以这样冒昧地乞求的原因。听到陛下的谕旨，不哀怜我，彷徨惶恐，不知所措。然而臣所乞求，本已经是深思熟虑后才敢说的：与其废弃职务而被杀， 宁可违命而被谴。况且大臣的出入，目的是均衡劳逸，这是祖宗原有的制度。在国家的政策中，凡是怨恨集中的地方，自古谁掌握这些事，很少有不遭罢免的。然而 祖宗安置大臣，并不是无意的。我在位已经很久了，幸亏承蒙保护，偶尔免去谴责，很希望陛下深念祖宗安置大臣的方法，使我得到安适，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 臣不敢推辞。（以上是第一篇）

臣伏奉圣恩，特派来中使，让臣入见供职。臣的心意，大略已经冒昧地说了，皇上的思想高远，我没有得到皇上怜悯，现在再次陈述，希望得到皇上的哀怜。 我想到当年的我卑贱孤零，被众人所弃，是陛下收留并提拔我，排除天下的异议而将事情交给我，已经在此八年了。在陛下才开始兴事建功时，群臣不明白圣上的志 向，臣当时只是想顺势而行，而不知许多事强求是很可怕的。然而圣上的思虑远大，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任职以来，错误很多，区区日夜的操劳，都不足以报圣上恩 德的万分之一。现在还长久占据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过来，罪恶的名声，是无法躲开的。而天天还被疾病折磨，使我思想昏沉，而体力也疲惫，虽 然想勉强支撑一阵，也做不到。这样才敢于冒犯天威，乞求解去职务。我认为陛下是天地父母，应当怜悯我：我没有什么功劳，虽说可杀，可怜还有些志向，或许还 可宽恕，始终保护，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而没有得到皇上的怜惜，还要使我勉强担负重任。假使臣努力，还能有补于圣明之时，那么即使毁灭自身和宗族，也不会躲 避和害怕，只是想着这终究没有成效，还要使皇上蒙受危险和屈辱，以及连累朝廷，这是臣所不敢的。陛下与日月一般光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能给我一个缝 隙，稍加照耀，就知道臣的恳切用意，不敢随意地冒犯皇上。臣乞求暂且在丞相府等候圣旨，希望陛下垂恩，早日裁决处置。（以上是第六篇）

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中说：

臣伏奉手诏：“想使你留在京师作论道官，你应当体谅我的用意，请速回复。”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提拔，在职已经很久，无法报答，再加上精力衰竭损 耗，而我的罪过越来越多，因此冒昧乞求辞去重任。很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允许，接着也承蒙圣恩让吕惠卿来传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师作顾问，臣不能忘记皇上的知 遇之恩，确实不忍离开皇上左右。然而又仔细想，论道官，本不是太合适的；暂且将我放到一个闲地，似乎是最好的。陛下所托付的，既然已经有人，以诚心相待， 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圣治的目的，我是难以再留在京师招致责难和非议。如果陛下让我去个合适的地方，我不敢不去；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说过 了，我是不敢推辞的。

看他请求辞职的奏折，一共上过六道，言辞悲伤怜悯，才得到允许。皇帝仍然亲写诏书挽留，让他居在京师以备顾问，对他这么重的眷顾，实在是无人能比。 而王安石仍然要回去，那么前后所上的奏折，应该说的是实情。王安石执政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举，我们今天读历史，仍感觉应接不暇，而王安石 一人独自担起这么繁重的任务，那么大的精力消耗，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他还处于众人的疑惑和诽谤之中，想要引退而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嘴，也是不得已的做法。而 王安石多年前不辞职，而现在辞职是为什么呢？在这之前，所有的新政，都刚开始草创，一离开就不仅考虑这些新政会动摇，不亲自负责，也难希望最后成功。到这 时大事已经都做完了，又有神宗这样的明主在上主持，继任的人也能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因此不会功亏一篑，这是王安石能迅速离开的原因。而有人说他离开是要 挟皇上，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王安石有什么是从皇上那里得不到的，非要去要挟；宋神宗对于王安石，言听计从，不用等王安石来要挟，而王安石也没 有要挟。

（考异九）《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郑侠上疏，画了所见流民，上面有扶老携幼困苦的情形，献给皇上，说：“天旱是王安石导致的。让王安石离开，天肯 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流泪对皇帝说：“王安石乱了天下。”皇帝也怀疑他，于是罢了他的官，让他做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现在从这些上奏的札子上 看，与《宋史》所记，怎么会正相反呢？《乞解机务之疏》一共上了六道，才得到允许，还要强留他在京师。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还能像这样吗？况且继任王 安石丞相职务的是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所推荐的，皇帝如果因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他所举荐的人呢？这就看出《宋史》没有一点 不是胡说的。

王安石获得了闲散之职，就用他的余力，著成《三经新义》。不到一年，被召回又做了丞相，可能是当时神宗和他有约，说再召他不能推辞，然后才许他离开 的。因此在他的上奏中多次提到“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了。而在相一年多，隐居的兴致，更不能阻止，最后又引 退。多次上表，不被允许，最后皇上告诉他，不能再说这些事。王安石不得已，又托王珪为他说话，他的集中《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中说：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常想自己无法尽责，近来除了忧虑之外，疾病加重。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求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 废和耽误，而对得起皇上任用之意呢？况且自春天以来，请求辞职，已经上疏四五次。现在疾病一天天严重，已经没有做事的道理了。仰仗你的照顾，看在老朋友的 关系上，请为我委婉说一说，能使我遂了心愿，而不应再被皇上留下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以上是第一封）

承蒙赐临，侍谕圣训，彷徨局促，手足无措。我旅居在外做官孤立无助，恰遇大圣人，独排众人毁议，托付我以宰相事务。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粉身碎骨岂 敢推辞。但是自觉行事不足以取悦众人，王亲权贵对我实在积累了特别多的怨怒；才智不足以知人，因而险恶邪僻之人常出于交游甚厚的朋友中。况且占据权势重的 官位担当事务过久，有盈满的忧虑；意气衰退、精力疲弊，害怕会有旷废和过失。历观前世的大臣，到了这种地步还不自己辞去职务，而最终不累害国家的，大概没 有。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逃避怠慢在上者的死罪，想在罪孽没有积存的时候退下来的缘故，得以优游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没有危害百姓的大臣。期望 天下及后世人，对皇上选拔提升官吏，没有可讥议的地方。尊敬的明公，正值您左右朝中大政之时，对上为了朝廷的公事而言，对下为了僚友的私交考虑，您应该稍 加留意，替我敷陈圣上。我既然没有获准上奏表章 ，只靠明公您的一句话了。我心事的精微，书信不能传达，惟望您怜悯细察。（以上是第二封）

王安石到这时可能是病得更厉害，已经担负不起繁重的任务了。因此熙宁八年（公元1075）二月再任丞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春就辞职四五次。 很久没有被召见，于是又让同僚帮助，说的话很诚恳，都是怕自己在职位上误了事，耽误了国家，而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到这时皇上也已经知道王安石隐居避世的 志向，是无法改变了。于是给了他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务，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让丞相居留在外，这是宋代优礼 勋臣的特例。王安石多次要辞去这些封赐，都不允许。第二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又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 王安石在江宁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不断，整个神宗之世，施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宋史》王安石传中说：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皇上很讨厌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后，王安石不忍悲伤，请求辞职，皇上更讨 厌他，罢了官让他到江宁府，到神宗末年也没有再召他。国史氏说：唉！《宋史》诬蔑王安石并诬蔑宋神宗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职的本意，都在前面所抄录的文章 中，只是小心翼翼以自满为戒，以失职为忧虑，怕连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作为大臣的进退，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王安石离开后，皇上还以使相的身份尊宠 他，封舒国公，封荆国公，为仆射，为特进，每年都要赏赐汤药并问候，谢表在他的本集中有数十篇，神宗对离开国都的大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何况在他第二 次辞职时，从春到冬，数次上表，都不被允许，以至告诉他不让再陈说这事，以至于托同僚来说情。试想王安石离开的心意已经是这样，想再起用他还可能吗？曾公 亮曾说：“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个人。”神宗也自己说：“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的极少。”他们君臣相互了解很深，不仅是知他的才，知他的德，而且 还知他的想法。王安石才离开相位时说“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因此他一听到召他，就马上应命履行了他的诺言，等到他再次辞职，能够报答君主 的已经做完了，不能再挽留，这是神宗深深知道的。因此只是赏赐和问候，以酬谢他的功勋，而不再强求他去负责任，这就是十年不召他的原因。如果按《宋史》所 说，开始说皇上讨厌他，然后又说皇上更讨厌他，还说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使王安石做丞相而皇帝讨厌他，就直接罢免他算了，难道是王安石拥兵 自重，而皇帝有投鼠忌器这样的恐惧吗？如果不是这样，说皇帝是优礼大臣，给他面子，那么就在他要求辞职时让他离开就是了，何必要每次都要再三请求还不允 许，以至于不让他再作辞职的请求呢？况且皇帝既然厌恶王安石，那么在他离开之后，新法就可以马上改变，皇帝还可以安慰太后的心意并保全其孝道，自己也可以 消解一下厌恶之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间施行十年如一日呢？吕惠卿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吕惠卿一离开就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一项废弃 的，就知道曾公亮所说的“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人”的说法，是不错的。我曾私下评论自古以来群臣的关系，真是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并起时都是小吏，辅佐汉高 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他位居第一，之后又有很多封赏，买土地和房屋，君对臣怀疑，臣也对君怀疑，最后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对待魏征是“规谏过失，一 天都不能离左右”，等魏征死后，还亲自写了碑文，又答应让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而没有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毁了婚约。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 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不曾有。可能是君和臣只知道有国，只知道有民，而不知有自己的私情，而谋事的见识，做事的勇猛，都足以相辅，因此才能相交融 洽，始终不分离。宋代儒者中的小人，非常痛恨王安石，所以诋毁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恨宋神宗，大概也是这样。然而他们不敢直接诋毁神宗，而他们又看到，诋 毁王安石无异于诋毁神宗，于是不得不制造谣言，而说“皇上也厌恶他，皇上更厌恶他”。不知皇上怎样对待王安石，是人们都看得到的，皇上在王安石离开后能按 王安石的思路完成他的业绩，也是人们都看到了的，欺骗谁呢？如果神宗有知，他肯定不会在九泉下瞑目。假使王安石真像苏洵所说是把王衍、卢杞合为一人，那么 神宗也必定如杨用修所说，是把赧王、秦亥、桓帝、灵帝合为一人才算对， 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有功就都有功，有罪就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品行不端就都品行不端，现在想把王安石看做共工和鲧，又不得不把宋神宗看做 尧舜，进退没有依靠，而才造出这相互矛盾的言语，不也太悲哀了吗？然而已经把它写进正史，一手掩住天下的耳目，已经千年了，于是知道污秽的历史毒害天下， 比江水猛兽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