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2)

《隐居诗话》中说：

熙宁庚戌的冬天，王安石从参知政事拜为丞相，登门拜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也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庑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取笔在窗上写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行揖，然后就回屋去了。

王安石生平进退的大节，他之所以能安置自己，都出于他的愿望。他品德高尚，如云间的鹤，人世间的富贵，他都视为浮云，都不足以放在心上；而他一直保 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仍相信许多事情不能强求，因此在他才当政时，就已经怀有归隐的志向，而之后的事都一一验证了他所说的话，难道这不是 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的画像说：“我曾仔细看他的风度，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是一世的伟人。”陆象山说：“英俊威 武，超逸非凡，不屑于那些流俗声色利达等习俗，坚定执著，毫毛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洁白的操守，寒于冰霜，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以盖世的英 才，绝世的节操，使山川焕发灵气，大概世上不会再有。我们生于千年后，读王安石的书，仍然能看到他的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尚的品德和行为，虽然达 不到，但心里向往。”然而如污秽的历史所记，王安石就只是一个热衷利禄的人，他升职是因为诡诈，他退职后，君王疏远，还仍想千方百计献媚以希望再起，这样 黄山谷和陆象山的话就成梦话了。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只是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宽恕的，至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人，我读到后没有一次不怒发冲冠的！

（考异十一）许多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述王安石罢政后谋求再相的事，到处都有，现在不再分辨，不屑于再说了。

王安石自幼侨居江宁，因此特别喜欢这里。在他的《忆昨》诗中有：“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年时就已经这样想了。宋神宗知道他的用 意，因此命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王安石于是终老在这里。辞去丞相后每天徜徉在这里，借山水名胜以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如同一个乡民。读他这时间所写的诗 词，几乎看不出他曾是惊天动地开拓千古大事业的伟人。唉！欧阳修所说的用在什么地方都很得当，到这里就更让人相信了。王安石晚年写《字说》一书，精心编 撰，而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更深了。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死于江宁。司马光《致吕晦叔书》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 、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本性不能晓事理又喜爱掩饰错误，导致忠直的人疏远，谗佞的人靠近，各种事都被败坏，以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刚开始矫正他的过失 和弊端，而不幸王安石过世，反复的小人，必定会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当特别加以优待和礼遇，以使轻薄的风气振作，先想到这些，让您知道，不知晦叔认为怎 样？就不麻烦您回信了，朝廷上极力申说，就全仗晦叔了。

于是敕赠太傅，敕文说：

我纵观远古，清楚地看到天意，将要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上天一定会造就世上少有的奇才。让他的名声高于一世，学问贯通古今。智慧足以达到他的思想， 明察足以施行他所说的一切；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形容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各方的人。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之间，一下子改变了天下的习俗。因此看 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年时阅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学习瞿昙、老聃之言，汇集“六经”等古代遗文，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评判；把各家解经的旧说 视为糠秕糟粕，做出新的解释教化百姓。时逢神宗熙宁大有作为的年代，居于群贤之上，第一年被重用。神宗对他的信任深厚，古往今来所没有过。正需要他完成治 国的功业，他却突然产生了隐居山林的兴致。把富贵看做浮云，对他有什么用；把辞官看做丢掉鞋子，一点也不可惜。他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麋鹿和他相处也不惊 乱。做官和隐退，都儒雅从容，非常可观。我刚开始治理国家，对先帝去世无比悲痛。怀念历世三朝的元老，远在长江之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能看 到您当年的风姿，哪里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么不能长命百岁，我不禁为您流泪！生与死，进与退，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和送丧之物， 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字，难道不应由我承担？赠给您太傅的爵位，会聚您儒者的光辉，希望您在天有灵，接受这诏命。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所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由衷的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死后给予的荣幸中有这样的文章 ，说明公论还没有泯灭。当时熙宁的政策，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都是平时排挤王安石最得力的人，然而司马光称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优待和抚恤； 苏东坡写敕文，对他的政绩，虽不置可否，而颂扬他的品德，赞不绝口。王安石平时的操行，朋友们是信任的，这一点司马光和苏东坡这样的贤人也是赶不上的。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以供后世史家评说。

（考异十二）与王安石同时的诸贤，除吕诲一人外（吕诲不是正直的人，下一章 另论），从没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生活品德的，所争论的都在新法罢了。因为王安石的操行，是人们所共同信任的。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 才开始污蔑王安石，无所不至，而还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一都托给别人，目的是让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辩奸”理论，有苏东坡、谢张、张方平作《老泉墓表》 这样的文章 ，又有司马光的《日录》、《涑水纪闻》等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起来，数千年来穷凶极恶的小人都比不过王安石了。假使这样的文章 果然是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多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都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苏东坡这样甘于在一起的，正是他父亲骂为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的人，而东坡则是被称为稀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的行风动四方的人，他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还能做人子吗？至于司马光 《与晦叔书》，既说王安石节义过人的地方很多，又考虑到反复的小人，会诋毁他的一切，那么后来的事，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如果真像《日录》和《涑水纪闻》 中所写，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大概猪狗不如，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况且他所说的反复之人诋毁一切的，不就是自己这样做了吗？蔡上翔极力辨别这些文章 都是南宋之后的小人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立的见解。 不仅为王安石雪冤，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诸贤雪冤。只恨谬误的说法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就把正确的放在一边，元代的那些粗陋儒者，将这此采入正史，于 是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以至于让稷、契这些贤人与共工同欢，将夷、齐指责为盗跖，公论没有了，人道也就差不多停止了。我难道是好辩吗？我是不得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