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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 晚年化境(2)

日本的阳明学,将此则故事奉为经典。因为它完全摆脱了语言的干扰, 单独进行心的交流。不知日本的“腹艺”“心印”是否受了心学的影响,但讲究腹艺的民族肯定能领悟其中的玄机。“听从内心的声音”,这句话对于杨茂式的心印者来说,不是一句废话、闲话。有了定盘心,就该左右逢源了。

对于初学者,必须讲规矩。 他在《教约》中规定得明明白白:每天早晨必须来一套“三忠于”“早请示”的功课,诸生务要实说:爱亲敬长的心是否真切,一应言行心术,有无欺妄非僻?教读时要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位就席学习知识。对于歌诗、习礼都有一套方法。歌诗不能躁急、荡嚣、馁嗫,目的是为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每月的初一、十五,他的书院还要会歌。习礼,要澄心肃虑,目标是为了坚定德性。先难后获,不能上手就潇洒,那就成了良知现成派。

阳明本人是相当潇洒的,是比魏晋中的真名士还玄远、机趣的。

譬如,他和学生一起出游,看见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一个学生说“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阳明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闭塞了,不得发生耳。”

这个还流于说理了,最典型的例子, 也是他那唯心主义的铁证:他跟人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4.曲成万物

等到朝廷有了难题了,学生推荐他的后门才走通。 嘉靖四年广西田州「今百色、田阳、田东」的土司岑猛屡次侵犯领部,又不听征调,领着土著与汉族政权作对。朝廷派都御使姚镆去征讨。用了一年多天气,姚镆攻杀岑猛,田州改设流官。朝廷也论功行赏完毕。但岑的余部卢苏、王受等复起。姚镆又纠集四省兵力征讨,许久不见效。巡按御使石金“论”了一本,朝廷决定派新的能员摆平此事。桂萼本来不同意用阳明,碍于张璁的面子,勉强委派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给他处置事变的全权:该剿该抚,设流官土官,随宜定夺。还要处理前任的功过。最后叮了一句,不许推辞。

阳明还是推辞,上了一封情词沉挚的谢绝书,说自己痰疾增剧,若半路死了,就坏了国家大事。而且土官仇杀,其势缓,不象土匪啸聚时刻都在涂碳生灵,容易调停。姚镆老成,一时利钝,兵家常事;石今所论,也只是激励姚善后收全功。他建议朝廷委姚全权,给他时间。若最后还是不行,他向朝廷推荐了两个人。

不能说他滑,只能说他有曲成万物的良好愿望,不愿意生事,不愿意结怨,也忠君体国。但这其中也有官场规则的狡黠,至少朝廷把这视为一种要价。很快就让姚退了休,敦促王尽快上路。

他此时的日子、如果他不出征还将继续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夏日游阳明小洞天...》」新的抉择使他有些两难。

他并未朝闻旨意连夜出发。经大礼议产生的新班子让阳明深为忧虑,前些时因他父亲被弹劾事,他也有些伤心。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学事业规模日起,他一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用心学代理学的工程刚刚有了眉目,他虽反对搞神秘的预测,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他不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之类的话,但他怕他死后学说会发生先俗后杂的变化。对于事功,他还是有兴趣,老死牖下,不是他的心志。他毕竟才五十六岁。

六月下的委任,他八月才决定出征。他隆重地写了一道学规,名为《客坐私祝》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 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 ,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鼓 动,以益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 ;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

这道学规曾被许多书院刻石立碑的加以“引用”,如保定的莲池书院现在还存有阳明手写体的这道学规的碑刻。但是他所警告的现象, 在王门后期的各地的书院中时有发生,被当地的正统道学家们嫉为洪水猛兽。 他一生都在与玩性格进行斗争。一首编年不明的诗的结尾说:“相思不用勤礼札,别后我言在订顽。”即使不是这一年写的,也可以移赠他即将告别的学生。

九月初八,他离开山阴--永别了山阴。他坐船从姚江面上往下飘流,他没有永别的预感,但应当并不平静。对于他即将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一点也不愁。但,他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宝贝,还有那个在他家尚未站稳脚根张夫人,肯定是他的愁肠。这些均无诗文可证。

可见的阳明依然只能是思想家的阳明--他离开越城的最大的故事就是“天泉证道”了。

5.天泉证道

时间:1527年夏历九月初七,即阳明启程的前夕。

地点:王府前不远的天泉桥。

论辩围绕着阳明的四句教而展开。这著名的四句教是: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甲方:王畿,主四无说;乙方,钱德洪,主四有说。

阳明的最后裁决是,打并为一,有无合一。

王、钱二人都感到有统一宗旨的必要了,现实的原因是先生一走,这里的实际主持就是他俩,如果他俩不统一就无法统一别人。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都感到心学的内在理路有出现分歧的张力,必须明确个“究竟处”,才能确定而明晰地纲举目张。 王畿认为老师的四句教,还不是“究竟话头”,他要再向前推进, 他说:“心体既然无善无恶,意也就是无善无恶,知亦然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钱德洪说四句教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习染日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格致诚正修,正是复那本体的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

王畿说:“先生立教随时,四句教是所谓权法,不可执为定本。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应该觉悟到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易,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且只有无心之心才能藏密,无意之意才能应圆,无知之知才能体寂,无物之物才能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己,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这就是所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心意知物一起都有了。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钱德洪说:“象你这样,就坏了师门教法。”

就个人的学术个性而言,王在慧解上有优势,他也被后来的学者指为禅,他的主张也的确象禅宗的祖师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究竟话头就是“四无”,用邹守益的概括则是:“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三」 钱在笃实上有优势。他的主张则是渐修法,强调时时“为善去恶”的复性工夫,类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所谓“四有”其实是别人的概括,因为他不敢动摇老师的心体无善恶的基本原则,他与畿的争论仅围绕着后三句,他强调了意有善恶,于是知与物作为意的发动流行便不得不有善恶。严格地说,他只强调了三有,在理论上就不象畿那麽彻底。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觉得必须做工夫、渐修,不能象禅宗那样把桶底子也参破了。

他俩是在张元冲的船上辨论起来的,谁也说不服谁,就来找教主裁判。其实,所谓四有四无,是四个有或四个无,而不是有四个或无四个,有无所带的宾语只是善恶。所谓四个是指心、意、知、物。

已是夜晚,为阳明送行的客人刚刚散去,阳明即将入内室休息。仆人通报说王、钱二人在前庭候立,阳明就又出来,吩咐将酒桌摆到天泉桥上。

钱汇报了两人的主张、论辩的焦点。阳明大喜,正搔着了痒处,这种前沿问题才能激发他的灵感,才是“助我者”--他曾说闻一知十的颜回反而不能帮助孔子。他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的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不太理解,请老师讲讲。阳明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殪气,何物不有?而何物能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力气?德洪工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

王畿也请老师再讲讲。其实从理论上他已获胜。他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取法太高,无法操作。阳明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阳明然后对两个人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一悟本体便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简易直截,更物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的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从有以还无,复归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对于他这晚年定论,他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发挥清楚,于是便接着说:

“汝中所见的四无说,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所见的四有说,是我这里接中根人、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必有失人八五八书房,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德洪须识汝中的本体,汝中须识德洪的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王畿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阳明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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