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 袁世凯(2)

在这种盛大而庄严的集会上，关于乐队应奏保种乐曲的一个问题，当然必须先于事前排定的。照东西洋各国的习惯讲，逢到有这样类似的礼节，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该国的国歌。那末就请袁世凯的乐队奏一支中国的国歌吧！但是抱歉的很！那时候的中华帝国，实在从不曾有人理会过国歌是一件什么东西咧！因此，当我簇拥着太后从车上走下月台去的时候，那一班铜乐队竟奏起《马赛里斯歌》来。《马赛里斯歌》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别的人虽然不知道，可是我和我的妹妹两个人，却早已听熟了，不禁暗暗好笑起来。不过当场却不能直截了当的向太后说明，伊知道了，也许就会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乐家（连那队长在内）拖去砍头的。直到后来隔了好几天工夫，我才从无意中提起这一件事来，并且向伊建议，凑早教那些闲得无事可为的大臣们制定一支中国国歌，以免再有这种类似的笑话闹出来。太后听了，很表赞同；但不久又忘怀了，所以一直到满清帝国覆亡也不曾有过一支国歌。

太后当时既不曾知道那一班乐队所弄的玄虚，——用法国的国歌，来欢迎本国的皇太后。——而且还是初次得聆西乐，心上竟觉得非常高兴。待他们把那支《马赛里斯歌》奏完之后，伊就特地教李莲英亲自了马，走去把那所有的乐器，一件一件的取过来，让伊自己去反复的验看着。同时还教李莲英辗转的去询问那乐队长，关于这些乐器的名称，来源，和用法等等的问题。伊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但伊所发的问题却都很得当，使那乐队长不得不一一从详答复。

奏乐便是这一次接驾大典中的第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过去之后，拉着便是各官员纷纷献宝。所谓献宝便是各将自己所备的东西当面贡呈给太后收用。因为臣下贡献什么礼品给皇上或皇太后，乃是一种公开的，而且是必须的报效。不象此刻一般号称“国民公仆”的官僚们，虽然一样也要收受贿赂，但往往鬼鬼崇崇的惟恐人家知道；一私一公，比较起来，真不免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了。可是就他们做官的本身和利害而论，公开的献宝实在更比私下的行贿来得创巨痛深，大有“十年搜括，一旦皆空”之苦。因为送的东西一经公开，不但已成众目昭彰，而且当场就能比较了好丑来，所以官做得小些的往往为着要端正献给皇上，或皇太后的贡品，而致尽倾十年来宦囊之所积。所以归根结底，这种习惯，毕竟也是弊政之一。就象这一次太后坐着火车上奉天去，路过天津，实在只是一桩小事，接驾虽说是一种尊重的意思，似不可少；但太后本身既没有什么要庆可贺之事，做臣下的何必又要献什么贡品呢？但那天在月台上跪着的四十多们官员，却个个都拚性舍命的购办了许多最好的东西，带来献给太后，一个也不敢少。

要把东西献给太后，自然也不能象寻常人家的馈赠一样的送到了就算数，他们必须依着官衔的高下，逐一由本人把东西捧着，或由他们的亲随代他们捧着，送到太后面前来让伊验看过了才教太监们收下。这一次在天津月台上轮到第一个献东西的自然是袁世凯。他弯着腰，眼睛注视在地上，但神气还是很倨傲，他先朗声向太后奏道：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那里觅取来的，为的是要贡献给太后赏玩，以见奴才一片孝心。”

一面说，一面他向一个亲随的挥一的挥手，这个人便立刻捧来了一对毛片分红绿两色的鹦鹉来。鹦鹉原是一种很美丽的鸟类，这两头虽然不敢确信它们实是从印度来的，但似乎的确更美丽些，更特别些；它们并不用笼子装着，只在脚上各扣着一条绝细的镀金的短链，让它们并肩枉息在一支式样很好看的树枝上。在这树枝的两端，各有一个白玉琢就的小杯装着，本子里分装着清水和食粮，以供它们吃喝。皇太后一见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兴；伊还嫌看不清楚，又孝李莲英去接了过来，捧得约莫离开伊两三尺远近，伊这才可以细细地端详了。其时，我们都不由暗暗在好笑，以为这两头鹦鹉只是一种很平常的鸟类，竟值得太后高抬贵眼，如此郑重的去赏鉴它们，未免过于重视了！不料二三分钟之后，它们立刻就显出了它们的特长来，以致于使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是那两头中的一头，突然用用极清脆的间调，高叫道：

“老佛爷吉祥如意！”

这一叫，竟把所有的人全颠倒了！尤其是它的咬字正确清脆，听去真象小孩子的说话一般无二，更教人万分诧异。岂知正当群人窃窃私议，惊讶不止的当儿，那另一头忽又喊道：

“老佛爷平安！”

我想袁世凯为着要使这两头小鸟喊出这样清晰的字句来，必然已花了不少的心血，至少限度，必然已教惯养鸟的人，代他花过了不少的心血了！否则就是会叫，也不能象这样的恰好在适当的时候叫起来。但是不久就有人告诉我，袁世凯实在只费了半年工夫，便把这两头鹦鹉调教好了。他原想亲自带上北京来进贡的，后来知道太后此次出巡不久将路过天津，他便特地留下，故意要在万目睽睽之下，显一显他的心思的灵巧，以博太后一笑，其实普通的一般惯于养鸟的人，都能够使它们喊得象这样的清楚，便是要它们什么时候喊，什么时候不喊，也不是怎样值得令人钦佩的好本领。不过太后听了，总道是十分难得的，驵上不由透出了得意的微笑来。可是唯有一个，却绝对值会受这两头小鸟的影响，他不定期是直挺挺地站着，脸色灰白得象死人一样，耳朵里似乎塞上了什么东西，全不曾理会那小鸟所喊的是什么字句——这个人便是光绪！

袁世凯献过东西之后，别的官员也即依次各把所备的献上来，端的是百货杂陈，美不胜收；如其要一一记出来，非得特地备一册草账不可。而其中有大部分乃是吃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生的，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如果全烧熟的话，便容易腐坏了。

现在让我把这到站接驾的四十位官员的底细叙一叙：第一位是总督大人，就是袁世凯，他有权可以统辖直隶全省山东，河南各处的军队，因为他掌握着这样强厚的实力，所以无论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他总是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以下是抚台，专司一省的民政；再次是藩台（布政使），就是掌理全省财政的人；还有臬台（按察使），他的任务是专司审理一省以内的刑诉事件。这四位虽然很明显地被指定分掌军，民，政，法四种不同的政务，但彼此间的权责，却并没有怎样清楚的界限划定，往往可以互相干涉或互相推诿。不过这些也管不得他们了！总之，在这四十位官员中，他们四位，都好算是最高级的长官了！除掉他们而外，再轮下去，就得让道台称尊了。那时候的一个省分，每划分为几道，一道有一个主持的长官，便是所谓道台。论他们的官级和地位，都和如今各特别市的市长差不多，但严格的讲起来，则又完全不同；因为如今的市长往往要直接和人民接触，那时候的道台，却绝对的不屑顾问民事，他们认为人民是最卑贱的东西，要如一个做大官的人再去直接和民众接触，便是一桩很丢脸的事情，因此把管理民众的责任，一起都卸在隶属于他们的州县官的身上，即使有特别勤于工作的，也只拣几件比较重要些的事情问问而已。

在直隶一省之内，中外还有七位官级和道台相等的官员，他们的人数虽然也有七人之多，但他们的任务却是十二分的简单，一般只是管理鼓铸银币的一件小事，统称为造制厂总办。而且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对于鼓铸银币有什么特殊的研究或经验，所以请他们来指导或监督的，只是因为他们要做官，他们的父兄或亲戚，便教他们随便来客串一出了。

这些官员中还有二个更特别的，一个唤做僧纲司。一个唤做道纪司，他们的地位，也和道台相等，可是他们的任务，却和外国的主教差不多，他们所管的只是寺院和僧道。如其朝廷或督抚大人要起建什么盛大的醮台，便由他们出力主持；如其僧道方面有什么不守清规或礼神不虔的行为，便由他们查明究办；如其敕建的什么大寺院有房屋坍毁，佛像剥落的情形，便由他们随时派匠修理，使不失其原有的庄严相；……如此，这位大官便可告无罪于国家了！总括的说一句：这些大官简直个个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浪人；整日夜但知穿着得富丽堂皇的在人民面前装模作样；一面坐享大额的俸给，一面还需要拼命的搜括民脂民膏；而且往往自命不凡，骄傲无比，都把所有的政务，悉数责成他们的属吏，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太后的脾气原是很欢喜调换新鲜的和特别的口味的，自从袁世凯的一班西乐队在伊面前初次出现的一刹那起，伊就觉得这些玩意儿怪有趣；再听他们奏了一曲《马赛里斯歌》之后；越发觉得闻所未闻，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来。因此，伊便绝不客气的向袁世凯借他们一用，要他们随驾同赴关外：袁世凯当然是求之不得，立刻就吩咐那二十一位少年军官收拾好应用的东西，爬上那一列兵车上去，准备出发。太后知道我对于西洋音乐也还略窥门径，至少比别人内行些，因此就教我在伊每次想听他们演奏之前，负责去和那乐队长接洽，如选择歌谱，指定某种乐器独奏等等。那乐队长自己是一个功夫很深的钢琴家，不能说得好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在那时候，也好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