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5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2)

综观春秋时之县，唯晋、楚、秦、齐、吴等大国有之，类多侵灭四邻小国而县之者。至于小国虽亦有兼并邻邦，然则未闻有县之者。要之盖诸侯国土渐庞大，侵灭滋多，既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旧有中央直接统制之机构渐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设地方长官以治之。故有县尹、县令、县公、县大夫之置，使其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单位而直属于中央。故春秋县之设立可目为中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的开始。至于小国地本狭促，兼并他邑稍事扩张，于统制上亦既无不便，固无烦乎效颦大国而昼蛇添足也。

且观县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国之县同名而异制，可知其非一国独创而他国效尤者，则县制之立其来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断其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变，湘桂分流而诸国各异其制矣。

释郡

郡、县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是显然的两回事。各自成为一政治单位，绝无联系关系。“县”之由悬演变而来前已论之甚详。至于郡则不然。《说文》：“郡从邑君声。”是形声字。似专造此字以名政治区划者，是或为适时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与国防军事有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一胡一 。”（《史记?匈一奴一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同上）“赵武灵王北破林一胡一 楼烦，筑长城自代并一陰一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同上）“燕亦筑长城自造一陽一至襄平，置上谷渔一陽一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同上）观此则秦、魏、赵、燕等国之郡似均专于防一胡一 而置者。

至于无一胡一 是防之国则其郡亦专为防强邻侵袭而设者。“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秦，其事急，请以为郡。””又“复西取秦所拔我一江一 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楚世家》）则楚之郡专为防秦而设。

至于吴夫差救鲁亦是“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与军事有关。盖郡之置多在边圉，为防邻国侵袭则须经常有边防而令大将戍之。为军事上便利计，则戍边之将领须集边地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庶几运用灵活，因时制宜。国君将沿边疆土地划出一带一交一 付戍边军官。使其有独立机构，除听中央号令外不受任何牵制。以近代术语明之或可说是“军事特别区”。这种军事特别区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边的将领，土地虽然没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却可集大权于一身，俨然是边区的一个土皇帝。在那尚没有独立机构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时代，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制度。如许我望文生义的话，则郡字大可视作一形声兼会意字，补充许氏之说可曰：“郡，从邑从君，君亦声。”

郡与县之关系

郡县既截然是两件事，但却是同样独立的政治单位。然郡总在边圉，距中央既边远，又经常有寇患。而县呢？则或减邻国县之，或夺大夫之田为之，两两相较不用说县的确是比郡好，做官的谁不想谋个安睡饱食的“县”？那烽火无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赵鞅誓师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区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为防边而置，非武将不能任郡守；且征战不时，则郡守更握有兵权。丢开做好官食厚禄不谈，则郡长官自然较县令尹为煊赫亦较有实权。再者开疆拓土既县敌国而别置县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县复在边区，为军事便利计则有时县令尹亦得受郡长官节制，且挥尘书生即可领县令尹，而郡守则非重臣夙将不能任。类多立有边功，说不定新立县即是彼汗马功劳换来，则新放来之文官的县令尹，于资望于实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两两相较自然是等而下之。

时日推移至战国之世，征战益形频繁，武将地位当然亦随之增高，渐渐地郡之地位乃驾县而上之矣。至始皇统一天下，乃明定县县于郡，遂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是自然演变之结果也。

5.4结论

约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灭密国，夷王一怒足醯齐哀侯。天子之势亦云盛矣。迨平王东迁，千里王畿半沦于敌；仓卒东奔，赖晋郑之辅翼，苟延残喘于成周。然曾几何时，竟至周郑一交一 质、楚庄问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纪颓矣。天王尊严转赖大国维护，跋扈诸侯亦借挟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纲，而争霸之局启；强弱悬殊，而兼并之势兴矣。小国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于霸主；诸侯之势盛者，灭人宗社遂亦一习一 以为常矣。

然诸侯反顾自身之坐大，惩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复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广，遂师王周遗制从而县之，县而不决遂为定制矣。且以长期征战而有立郡之制者兹已论之稔矣；故曰县者由封建蜕变而来；而郡者历年征战之结果也。至汉上诸姬已尽，陈蔡既县；而楚人北上；秦人南灭巴蜀，而东出崡关，缓冲小国既尽，列强直接冲突之局乃启。积数百年军事第一时代演变之结果，郡之地位遂驾县而上之。始皇既统一天下，彻底废除封建，乃因郡县之旧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级制，千年以还，遂成定制焉。

5.5跋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一陆 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一交一 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一共 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一陆 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