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2章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4)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一习一 “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和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下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挥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和为中心的“帝一党一 ”。而帝一党一 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一党一 ”。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一党一 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一党一 的翁同和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一党一 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一党一 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下去昵！“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一党一 、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