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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四节

  当年小苏住在闹市区,那个地方叫花街。一条小巷通向外面的大马路,路上全是被偷了盖子的窨井。那条大马路有一段很繁华,百货商店与名牌专柜鳞次栉比,过了这一段则冷冷清清,晚上路灯都不太亮,小偷专门在此活动。再往西,靠近高新区的一带,忽然又变得热闹了,尤其是晚上,灯光旖旎的宾馆酒吧,还有我们初次见到的:桑拿房。
  我那时候天真了,以为桑拿房就是蒸桑拿的,杨迟说,楼下洗澡,楼上打炮。这种口气一听就是去过的,但他拒不承认,说自己陪客户去,客户到楼上去欢快,他在楼下蒸。我说,蒸这么久你该熟了吧?老杨说,我可以去打打电子游戏啊,桑拿房里什么都有。后来他又说,当然啦,一个男人的好奇心你们也应该知道,我去看过一点点,姑娘们都在玻璃橱窗里,那个叫作“金鱼缸”,你可以随便挑。小苏作为一个男人也好奇了,问:“真的可以随便挑吗?”杨迟遗憾地说:“小苏,你已经结婚了啊。”
  那个地方是戴城的红灯区,说起来,离小苏家里最近。他住的花街,这个名字很不正经,令人联想到妓院一条街。其实不是的,从我小时候起,街上住的就是些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鸡。到了小苏这一代,桑拿房也不会开在小巷里,花街徒有虚名,直到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巷子里带小孩玩,看到一群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像他妈文工团会演一样,披着棉大衣往红灯区走。没错,她们在这里租房子住。
  那时候人们还不适应和妓女住在一条街上,觉得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后来楼上的万师母打破了这个格局,但还是不太一样,人们普遍认为万师母是被迫的,而其他妓女是自愿卖淫。这个看法,其实不够公平。
  在小苏家门口,我们看到低胸露大腿的姑娘走过,她们是去上班,否则不用穿成这样。她们坦荡荡地走过街道,瞄我们一眼,并不说话。我们脸红心跳犹如裸体。我在想,她们为什么不在街上勾引我们,那就不必去上班了。她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像万师母那样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话梅”(想到万师母向我走来,我就得吓昏过去)。后来杨迟说,她们是夜总会的,不是阻街女郎,夜总会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你不能进去就嫖。这流程使一切顺理成章,使“工作”具有存在感,说白了它可以让姑娘多挣点钱,少出点力。
  在杨迟的营销生涯中见过各种卖春的姑娘,他说最惨的是停车吃饭的地方,姑娘们接待的都是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是世界上最寂寞的职业,常年跑运输线,看着世界流逝而找不到人说话。夜里他们也开车,他们睡觉的时间很短,不太有机会嫖宿,只有在饭后匆匆打一炮。那些姑娘伺候卡车司机也很辛苦,因为寂寞的人总是充满了怨气。然而,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努力地接着生意,希望更多的卡车司机光顾。在某些最低级的地方,她们穿着大衣,里面赤裸着身体,走到黑夜中的公路边,向着呼啸而来的远光灯打开她们的衣服。
  杨迟说,在南方的城市,那些宾馆楼下坐满了姑娘,足足有上百个。她们坐在潮湿闷热的地方,场面非常壮观,她们有时喊你“老板”,有时喊你“亲爱的”,有时会免费抚摸你,有时则显得沉静孤独。杨迟还说到县城,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城,钱多人傻,外地的姑娘会大量涌入,那些穷困的县城则比较保守,在最穷的地方,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女人。
  杨迟说,嫖娼是很堕落的,真的堕落,他卖农药最烦的就是带客户去嫖娼。这件事还不能明着说,钱是厂里报销的,名目是餐费娱乐费。客户洗桑拿,他在外面待着,有时候他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业,因为那些钱至少有一半是到了姑娘手里,而她们实实在在都是穷人,她们挣来的钱也会寄到一个很穷的家里。我抬杠说,高级妓女都比你有钱,女明星也是高级妓女,跟富豪睡一觉挣几十万呢。杨迟说,好吧,我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嫖上高级妓女,挥金如土睡女明星,那样看起来就不太堕落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新风貌,这些事情说给后来人听,人们都不觉得有什么惊奇的,因为它变成了惯常的风景。在我们当时看来,它既新鲜又可怕,道德感一下子崩溃了。你要知道,我们是迹近烂仔的人,我们的道德感都撑不住,就别说其他人了。然而它们牢牢地占据了这个位置,比我们更顽固,也更真实。
  我不止一次问杨迟,你嫖过吗。杨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但他的态度有很多种,有时斩钉截铁,有时羞涩,有时犹豫。我也问过小苏,小苏的回答是:你在说什么啊。这就是真没有。再后来我也不问了,这就像盯着别人问“你自慰吗”,答案无意义,反而会使我显得神经兮兮。
  小苏住的地方是老房子,光线不足,隔音差,跑到二楼打开窗,能看到对面人家。最初那儿住着一位老爷爷,成天站在窗口唠叨,说我们太吵。后来他搬走了,屋子出租,两个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就出现在了窗口。
  我们不常去二楼,姑娘们来了,我们感到很亲切。这种超近距离造成的色欲想象力很猛烈,即使是看见过上百个妓女集合的杨迟,亦不免有所触动。有时小苏到窗口去晾衣服,下得楼来,我就问他:“她们在干什么?”小苏说:“一个在看电视,另一个也在看电视。”到了傍晚,她们结伴出门,一个上班,另一个也上班。我们闲得无聊,对她们评头论足:那个高个子的,比较爱学习,她坐在电视机前面经常看《新闻联播》,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比较文艺,总是看台湾电视剧。那个高个子的,严肃,不太爱笑,她经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缸里,显得愤世嫉俗,那个脸上长痣的,似乎很容易接近,她也抽烟,烟头到处乱扔,搞不好会把这片的老房子都烧了。那个高个子的,她总是哗地拉上窗帘,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总是悄悄地拉开窗帘,让我们看上一眼。
  我们三个打牌,赌输了的人就搬个椅子到楼上,坐在窗口看她们。这么做非常无聊,但总比输钱好。眉来眼去了很久,长达一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脸上长痣的姑娘隔着窗子对我开口了:“哥哥,你们的房子出租吗?”
  我说我不是房东,帮你问问。跑下楼问小苏,小苏知道我在捣乱,摇摇头做饭去了。我又跑上去说:“他似乎不答应。”脸上长痣的姑娘笑了笑,反而不接茬了。但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拒绝我们的观看,倒是我们看了一阵子觉得十分不好意思:首先,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能这么看的;其次,不正经的姑娘,这么看着就更像贪小便宜了。
  后来有人上门赶走了她们,似乎是街道上的干部,赶她们的理由很不明确,据说是有人举报她们太闹。这个意思就是,她们在家里接客。但照杨迟的看法,她们是被诬赖的,她们上班,从黄昏做到深夜,夜总会挣得多,她们无须在家里做这种买卖,冒着风险挣每次几百块钱。后来又听说,她们把内裤晾在街上,(没办法,她们的窗口朝北,必须搭了竹竿把内衣晾在街上,那片地区很多人家都在街上晾衣服。)有一次内裤被风吹到另一户人家晾晒的被子上,该户的男主人染上了尖锐湿疣。杨迟听了这个就说,还是问问这位男主人,有没有偷人家内裤穿在自己身上吧。
  某一天深夜,小苏独自在家,出去买香烟,狗又跑了。小苏在空旷无人的街上狂追,这一次它不是跑向狗肉店,而是向着开发区的方向,直接来到了红灯区。那里也快落市了,姑娘们三三两两走出来,坐在夜排档的塑料凳子上吃东西。狗向着一排赤裸的大腿冲过去,并在腿中打转,姑娘们纷纷弯下腰看狗,小苏赶紧刹住脚步,以免栽进一排乳沟之中。这时他看见一个姑娘抱起狗,向他抬头,她脸上有颗痣。
  “嘿。”她说,“是你的狗。”
  小苏说:“是啊,它跑了。”
  他伸出双手,企图把狗抱回来,这时,高个子的姑娘出现在眼前,他伸出手仿佛是要抱她。小苏猛然缩手,呆立在原地。高个子姑娘转过身,从脸上有痣的姑娘手上接过狗,交到小苏手里,然后她再也没看小苏一眼,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默默地吃东西。脸上长痣的姑娘回过头要和小苏说话,但高个子的姑娘用筷子敲了敲她的碗边,似乎是提醒她保持尊严。于是她们一起低下头吃东西,一起抬头看看街道。
  小苏回家的路上觉得很沮丧,自己的形象太矬了,连妓女都不愿意勾引他。把这个和杨迟说了,杨迟安慰他,不是你没有魅力,也不是你穷(当然你丫够穷的),而是说,夜总会的姑娘下班以后不用再出工出力了,跟你做化验员是一样的。这两个姑娘可能很喜欢你,也可能很讨厌你,但她们在夜排档吃饭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你。
  另一天,小苏晚上出门,看见红灯区一个姑娘拎着高跟鞋,在街上狂追一个骑三轮的。三轮车夫一边淫笑,一边猛踩脚踏板,车子都快飞起来了。姑娘追不上,向着车夫扔出高跟鞋,小苏看到紫色的鞋子飞过自己的头顶,划出一条抛物线,正中车夫后脑,弹落在三轮车后座。车夫狂笑着,一路大骂臭婊子,就这么逃走了。
  小苏觉得这个世界崭新而腐朽,他不够合拍,不知道该怎么混下去。作为他的故乡,这个叫戴城的地方,童年的那点记忆正在迅速消散,什么都对不上号。甚至连自己都不再是自己,去医院一查,发现肝功能异常,恐怕甲胺磷已经在身体里起效了。小苏知道,离开戴城去别的地方,也会看到各种崭新和腐朽,这就是世界,但当务之急是离开甲胺磷,这玩意儿别的地方真没有,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时至九七年秋天,杨迟已经卖出去了几千吨杀虫剂和除草剂,别的销售员都快眼红死了,农药厂视杨迟为金牌销售员,每每出差回来,都会受到领导表扬。朱康对领导说:杨迟纯粹是运气好,他分管的地区都在闹虫灾,所以业绩出色。领导听了,就把杨迟换到别的地区,于是虫子也跟着去了那儿,继续业绩优秀。
  杨迟很受当地客户的欢迎,农资公司、植保站、各路私人老板都愿意和他打交道。究其原因,是他不贪吃,不贪色。关于这一点我很奇怪,向他请教:那些人都爱嫖,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不爱嫖的人?杨迟说:人类的本性是向善的,不爱嫖的人比较有理想,比较不像烂仔,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另外,单嫖双赌这句话听说过吗,我不跟她们出去玩女人,但是我他妈陪他们斗地主,每次都赢很多钱,我一个理科生、奥数拿过亚军的,赢他们很轻松,牌局结束之前我再把赢来的钱都输回去,这么一来,人家能不照顾我吗?
  后来朱康发现了杨迟的秘诀,朱康也去赌,输了很多钱给客户。一个电话把杨迟叫到当地,杨迟替他赢了双份的回来,再把盈利的那一份输回去,彼此扯平。朱康很高兴,当地的客户也爱上了杨迟,觉得他又仗义又懂事。客户们不靠赌钱过日子,纯粹是怡情而已,和杨迟打牌是真的怡情,发了一张大单子给杨迟,并且告诉朱康,你这个矬人以后不用来了,我们只和杨迟做买卖。那次以后,朱杨算是彻底掰了。
  我受了杨迟的教育,也开始对营销感兴趣。我没资格做会计,不能替老板管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为老板去扎钱。扎钱就需要我这种忠诚的、不要命的、啰里啰唆的。
  那个年代,一些上门推销的出现在街头。这是新兴职业,人们没见识过,直到各个小区和办公楼门口贴满“禁止推销入内”,才逐渐衰落。那是因为人们上当上够了。我妈曾经接待过一个推销员,他卖洗衣粉,站在我家门口央求我妈。我妈说,家里的洗衣粉还有很多呢,说着拿出半袋给他看。他说:“这样吧,用我整袋的洗衣粉换你这半袋,你试用一下,用得好的话,我再来。”我妈信了他,就换了。他的洗衣粉放进洗衣机,起了很古怪的化学反应,东西都凝结起来,变得像糨糊一样,衣服都废了。我爸凑过去一看,认为是淀粉类的东西,反正不可能是白粉。浑蛋推销员就这么骗走了我妈半包洗衣粉,有出息吗?
  后来套路变了,他们带着各种不值一提的小商品,跑到家门口就说,免费送你一样东西。很多人笑纳了,这些人就说,我还得再收你一点宣传费。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被拒绝,偶尔地,他们能从那种半痴呆的居家老人手里骗到一点钱。这种推销术令人生气,令我们新村里下岗的人们愤怒,想照着他们纯洁无辜的脸上打一拳。动用了各种心理欺诈术,扫楼,跑断腿,挨骂,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只是从穷人手里骗取一点零钱。后来才懂,人要是活不下去就是这样,至少他们没有合伙抢劫吧。值得安慰一下自己。
  那时我也曾经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不客气地说,他们都是外地人。早晨,他们在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聚头,由本地分公司的总经理下发当天推销的产品,有时候是洗衣粉,有时候是皮带,在出门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卖什么。然后他们互相击掌,高喊口号,两个人一组冲出去,走向陌生的戴城。在他们之中,我这个戴城本地人显得张皇失措,如同一个胆怯的土鳖。
  这份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只有提成,以及美好的未来。总经理说,业绩好的人,经过多轮考核,就会分给他一个地级市,也去做总经理,上百万的人口,任你卖。那口气仿佛是要瓜分中国。总经理还教给我一种独特的击掌手势,出门推销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和这个穿着过时西装的胖子对击右掌,发出“耶”的呐喊,这还没完,必须用拇指对着,两人的手掌旋转一圈,然后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浑蛋像捏握力器一样,用尽力气捏了我三下,直勾勾地看着我,把我搞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的手在那一瞬间变成了乳房。
  “年轻的梦想会实现。”总经理说。
  我看看他,以及周围的人。在他们身上浓缩着所有的现实,垃圾一样的现实,经理说这个是梦想。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只骗自己,不骗别人。
  我跟着一个很年轻的家伙四处乱跑,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上全是青春痘。跑到最后我对工作已经完全没兴趣了,我只对他有兴趣,近乎体验生活。他很嚣张地认为自己会发财,晋升为某座城市的地区经理,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再推销,而是坐吃红利,剥削其他推销员。他认为,在戴城应该有一万个手下,他们每人每天给他挣一块钱,他就能月入三十万。我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大专刚毕业,以前什么都没干过。此人完全没兴趣和我说话,看我的眼神,似乎我已经是他一万个手下中的某一人了。
  这一天他带着一包冒牌的飞鹰剃须刀片,领着我冲进了工商银行的信贷部。据说这种刀片蘸一点水就可以直接剃胡子,是新发明。他真的卖成功了,有一个银行女职员被他说动,买了一盒刀片。我不知道这女的为什么需要剃须刀,我只是替她的男人害怕。后来她似乎也有点怀疑,就取出一个刀片,说:“来,你先刮一下胡子给我看看。”
  那个长青春痘的家伙,他对自己的产品深信不疑,他把刀片装在刀架上,蘸了一点自来水,在自己的腮帮子上刮了几下,可是胡子还在,他又刮了几下,胡子没了,两颗痘痘跟着削了下来,鲜血直流。女的吓坏了。他眼泪汪汪地说:“我都这样了,你再买几盒吧。”
  杨迟看不起这种推销术,对我说,别再去干这个了,真正懂销售的人是绝对不会为了剃须刀浪费自己的智力的,更不屑于去骗老弱妇孺,他们最起码能骗过自己公司的老板——去他妈的,至少得有底薪吧?
  从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的头十年,营销成为一份普及的职业,因为东西难卖,而且你也很难从芸芸大众中发现营销天才,所以这份职业需要更多的人来干,淘汰率超高。而从事营销的人们也发现,值得为之去卖的东西并不多,大部分的商品其实都是狗屎,如果不狗屎,那就会很昂贵,还是不太好卖。这形成了悖论。老板们认为,我的商品要是热销,还要你们销售员干吗。销售员认为,你的商品那么烂,居然还好意思说我不会卖。在这种观念的拉锯战中,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度过了一个死结式的青年时代。但是你不得不感谢,在这个年代里有一种叫营销的职业,它让一批人得以蒙混过关,以微末的底薪和惨不忍睹的提成混迹在各种阶层的公司,常常被辞退,但总能找到新的东家,撞大运并且熬着,从各种惨败里学到了废话式的、革命式的、实战式的人生经验。假如没有营销的存在,我想我们都会成为纯种的傻叉,一无所知,一无所获。
  那时,杨迟春风得意,唯一头疼的事情是他必须去中国最惨的地区卖产品。他经常说自己应该在陆家嘴的甲A级写字楼里,做一份提案,打几个电话,钱就来了。但是不可能,他卖的是农药。他坐着中巴车往返于县城,背着一个黑包,打扮得像个穷鬼,其实他独自承担了国营龙阳牌农药百分之三十的销量,他若不干活,厂里就得有一小半人下岗。斗地主也是有风险的,一旦输牌,就得自己掏腰包,关于这点厂里没人知道,就知道他牛逼得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发大财。
  有一天他出差没几天,苦着脸回到戴城。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在西安火车站被人劫了,到站时觉得内急,去上个厕所,后面一把刀子顶住腰,全部抢光。杨迟问劫匪:“你都抢走咧,再有人抢我,我可咋办?”劫匪说:“你就告诉他,我‘小魏振海’已经抢过你咧。”就这么嚣张地走了。杨迟心想,你个锤子,你咋不说自己是小李自成咧?
  杨迟回到厂里把这事儿说了,希望销售部能给他单独买份巨额人寿保险。包部长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在冒风险,拿朱康来说吧,他去山西出差,被人一棍子打翻在地,醒过来的时候赤身裸体躺在一辆货运列车的煤堆里,听到《东方红》的钟声,到站已经是伟大首都北京了。销售员的业绩有高有低,但当他们死的时候,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
  冬天,我在杨迟的带领下,去了戴城著名的浴场“大和温泉”,它也在开发区。
  我前半辈子都在工厂里泡澡,农药厂的澡堂,糖精厂的澡堂,偶有机会我会去“清华池”之类的老字号,但我真没泡过温泉,戴城也没有温泉。杨迟说:“泡了就知道了,可舒服呢。我手里正好有点报销额度,你不去也是浪费。”
  那里面确实很豪华,水清,有冲浪浴,有蒸桑拿。我们坐在桑拿房里,杨迟知道我没蒸过,往炭炉里泼了几瓢水,我立刻觉得浑身发麻,很快受不了了,跑出来坐在外面喘气。杨迟说,楼上有按摩,你想去吗?我说我不想。杨迟说,不带你去找姑娘,做个泰式按摩啦。我跟着他一起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把我一百五十斤重的躯体蹬向半空,并且掰开,搞得我很痛很痛。弄玩以后我觉得浑身没力气,眼里全是泪水,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破处。
  杨迟又带着我来到一个天台上,头顶上是夜空,脚下是浴池。我们钻到浴池里,这时下雪了,让我想起当年和厂医姐姐赤身裸体看雪的场面,有点伤感。雪从空中落下,飘在浴池里,很美。
  杨迟说:“日本人就是这么洗澡的。”
  “大和温泉嘛。”我说,享受着水的温暖和空气的寒冷。
  浴场是四层楼的,天台在第三层。我躺在浴池里,抬头看到不远处有一栋大厦,灯火辉煌的。杨迟介绍说:“以前这儿是荒野,这栋高层去年造好的,是开发区的办公楼。它比‘大和温泉’高。那些公司入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儿有个露天浴池。”
  我拉过一块毛巾,盖住自己的下体。“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光着屁股洗澡,那楼里的人是看得到的。”
  “没错。”杨迟说,“我本来也可以去那些公司上班,做个白领,但是现在我只能躺在这里,光着屁股,让女白领在加班的夜晚遥望我的裸体了。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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