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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五节

  难以说清,记忆的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难以说清它何时来临,何时离开。难以判断它过滤的是尘埃还是黄金。这个说法太书面,用口头表达:世上没有赖不掉的账,只要你想赖,总有办法一飞冲天的。
  开春以后,杨迟出差去了,先跑了一趟新疆,又跑了一趟东北,然后按照包部长的指示,继续在划水县蹲点要债,要不到就别回来了。那时杨迟在销售部已经很有地位,一般人不敢惹他,但也因为他成了红人,需要包部长打压一下,让他尾巴不要翘得太高。划水县就是老杨的滑铁卢、包部长的上甘岭。
  戴黛还继续住在老杨家里,有时回福利院,有时由我和小苏带着玩。其间小苏又离开戴城,去北京面试一份工作。我因为身上没钱,只能陪着孩子一起发呆,哪儿都去不了。
  有一天在老杨家里,戴黛问我:“你为什么不上班?”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并且分析了一下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她固然听不懂,但我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说话了。讲完了,我问她:“明白了吗?”戴黛说:“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
  “嗯。”她蛮有把握地点头。
  我说:“你真聪明,我的女儿将来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但愿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戴黛说:“你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女儿?”
  我说:“不会的,我会像爱你一样爱她。”
  她愣了一会儿,说:“唉,别想那么多啦。”完全是大人的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昨天我看见楼上的小丽过生日了,吃好大的蛋糕。”
  那其实是前天的事,孩子没时间观念,把所有近期的、过往的事情归为“昨天”。我说,“哎,你记得自己生日是哪天吗?”
  “忘记了。”
  “没关系,生日嘛,随便挑一天就可以了。等你杨爸爸和苏爸爸回来了,我们就给你过生日,吃好大的蛋糕。”
  “好啊。”戴黛又问,“什么是星座?”
  “星座有十二个,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星座,比如我是十二月生的,我就是射手座,你杨爸爸是十月生的,他就是天秤座,苏爸爸是天蝎座。”
  “我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还不能随便编一个,因为星座和人的性格有关系,随便编一个,你将来会糊涂掉的。”
  “你帮我编一个嘛。”
  “我真编不出来,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个。”
  “你说的三个星座,我都想要,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都给你。你真乖,我很爱你。”我说,“我们一起去戴城乐园吧,但是我没钱,只能带你去看看过山车和摩天轮。”
  我们还没出门,就接到杨迟的电话,听那声音又像是快要死了。我听了一会儿,觉得事态严重,就把电话交给了杨迟的爸爸。老头一听也傻了。
  是这样的:目前杨迟正在划水县讨债,没讨到,本来打算让自己肚子上咬几个跳蚤包就溜回来的,不料发烧了,烧到四十度。杨迟打电话给销售部,让他们找人来替,另外也照顾一下自己,他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包部长接了电话,说,要是每个销售员都这么脆弱,那还卖屁个农药。老杨没辙,打电话回家,让人去接他一把,现在他躺在旅馆里快死了。
  杨迟的爸爸找我商量,我说没问题,我去划水县把老杨捞回来,火车票的钱让厂里出。杨迟的爸爸说,路费什么的都不用我操心,家里也能负担,关键是人得平安回来,另外那狗地方没有火车,坐长途汽车去吧。
  我把自己收拾停当,背上双肩包,寻思那一带治安不好,跑老杨家去找他的西瓜刀,打算带上,没找到,从他床底下捞出一把生锈的斧子,抡了一下发现还挺好,一点没松动。我把斧子塞进背包,又带了点药,告别了戴黛,然后就出门了。我妈说:“我在家烧香,观音菩萨保佑你们平安。”我说咱们各信各的,这差事观音不一定管得了,顺道去了城东新造的关帝庙烧了把香。
  到了长途汽车上,我忽然又有点后悔,这事儿办得不聪明,最好的方法是我提着斧子去找包部长,让他派专人专车接回老杨,凡有差错,都算工伤。对付国营企业就得用这种办法。
  汽车开出戴城,天色阴霾,一路阴到划水县。在车上我看见好多锤子斧子,都是农村里的泥瓦匠。原来划水县盛产泥瓦匠,进城打工,春天回乡去插秧。他们一个个面带油灰,头发里沾着粉尘,气色倒还不错,显然是在城里挣到钱了。一路风景单调,我掏出本杂志读了几页,随着汽车的颠簸,书上的字也像豆子一样上下蹦。我合上杂志,索性找人聊了起来。
  那些瓦匠告诉我,划水县是个很好的地方,有山有水,物产丰富,尤其盛产鸭子,还有豆腐干。我去过一些县城,不客气地说,几乎每一个县都有鸭子和豆腐干,这玩意儿用一个农药的专用名词来说,叫作“广谱”。反正农民吃完了鸭子吃豆干,吃完了豆干吃鸭子。后来有个比较幽默的瓦匠说,划水县真正的特产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瓦匠啊,我们卖自己最挣钱哪。一车人都笑了。
  我说:“我有个朋友在你们那儿卖农药,你们那儿很多庄稼吧?你们以前都是农民,对吗?”瓦匠们说:老板,不要乱讲,就算在乡下,瓦匠都是很高档的职业,我们才不种地呢,最起码不是一天到晚种地。种地最穷了,捶他娘,在丘陵上种地啊,做牛做马啊。
  我抬杠说:“我们城里人下岗了连块地都没有呢。种地不是很容易吗?往地里扔个山芋,它自己会长,饿了就去地里刨点山芋吃。”
  瓦匠们一起喊起来:捶他娘,这是非洲的农民吧?你太小看农民了,种地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说:“你们看,刚才还不承认自己是农民,我说的是种地的事,又没说造房子,你们这几个瓦匠急什么?捶他娘。”
  在车上我还遇到了一个划水县的女大学生,在戴城大学学法律的,她有点不乐意了,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别以为自己不是。捶啊。”我本来就不喜欢瓦匠,趁机又和她聊了起来,以解旅途烦忧。长途汽车在傍晚时驶入划水县,县城的汽车站很多中巴车,这里是个小型的交通枢纽,将旅客分别运送到各个村镇。我对女大学生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家就在县城里,叫个摩托车就可以回去了。”我说:“原来你不是农民,县城的嘛。”她说:“哟,分得还挺清楚的,不像是城里人啊,城里人哪知道县城和村镇的差别。”我说:“家里以前是地主,在这附近也曾经很有势力,后来被镇压了,流落到了城里,地和小老婆全都分给你们了。我捶。”女大学生哈哈大笑,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扔下我走了。
  我跳上了一辆摩托车,按照老杨给我的地址,二十秒钟就来到旅馆门口,头发全都被风吹得立了起来。我对车主说:“以后别开那么快。”车主说:“我要赶回家吃饭了。”我说:“好吧,以后记得戴头盔。”车主说:“这儿没交警的,老板。”我无话可说,付了车钱,进旅馆一问,真有杨迟这个人。我让服务员带着去敲门,里面没动静,房门反销住了。我一脚踢开门,一股酸臭味像是房间里常年封锁的鬼魂般扑面而来,熏得我踉跄了一下,接着,我就在昏暗的地方看到了老杨,他还活着,缩成一团正在呻吟。我一摸额头是发高烧了。
  我出去打电话,先告知家里已经找到了他,接着又打给路小娟。小娟在电话里说:“这种情况啊,先带他去县城的医院挂点水,退烧比较快。别随便吃药,遵医嘱。县城又不是不能治病,拖着干什么啦?本来就傻,再烧糊了脑子以后就别出来见人了。”
  我不敢耽误,架起老杨出旅馆,发现他这个样子没法坐摩托车了,等了好久,看见一辆过路的三轮车,叫住了,一起上车,到了县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是流感,二话没说给了四瓶药水,插进血管。老杨躺在病床上渐渐清醒。
  “包部长,我捶他娘。”杨迟说。
  “不错,骂人都本地口音了。”
  杨迟说,流感来得迅猛,以为自己可以扛过去的,没想到趴下了。另外,这家欠债的公司已经混账到一定程度,前几天说好把钱给他的,忽然又说没钱了。十万块欠债,不是个大数额,搞得人仰马翻,真不知道为什么。包部长的亲信每天还打电话到公司,找杨迟点卯,确认他是否去要债。这混账公司居然还很配合包部长,每次都准确汇报杨迟的出勤状况。
  “你应该对包部长好点,拍拍他的马屁。我以前在工厂里的时候,看见车间管理员都点头哈腰的。”我说,“别的都不讲了,十万块你这次能要到吗?”
  “让我想想办法。”
  我们在急诊室待到后半夜,为了御寒,我们各自点了根香烟抽起来,县医院也没人管。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吊完了药水我们离开,深夜已经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去一看在飘着细雨。室外极冷,空气中的湿气轻易穿透了衣服。举头三尺,路灯照着明晃晃的白色雨丝,四周沙沙作响。我们踩着雨水上路,稍微走出几步就进入了暗处,再回头看急诊处的灯光,显得陌生而阴森。
  我们挪回了旅馆,服务员从账台上扬起浮肿的脸,我交了一晚上的房费,另要了一床被子和枕头,睡在老杨对面的空铺上。划水县没有暖气,九十年代的小旅馆也不存在空调。我弄了点温水,倒在塑料盆里,先让杨迟洗脚,再给自己洗脚。泡了很久,觉得稍稍暖和过来了,一抬头发现老杨已经睡着了。
  朱康说好了在划水县等老杨,发誓一定要把这十万块拿到手,不料这个傻逼临阵脱逃,跑到海南岛晒日光浴去了。朱康现在是农药厂出了名的霉星,他的销售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他到哪个县,哪个县的农药市场就立刻倒向竞争对手。老杨也存了个私心,要把朱康负责的几个市场夺过来,如此则必须先把划水县的烂账收讫。
  这家公司很难缠,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老杨成天坐在该公司的板凳上,笑嘻嘻地要钱,笑了半个月,连老板的毛都没看见,只有个长得像寡妇一样的会计,哭丧着脸说自己的工资也没拿到呢,要求老杨帮着她一起找老板。
  “这种鬼话我才不信呢,”我说,“会计都是老板的亲信。”
  “可恨的是,她说县里的豆腐干很好吃,我花钱买了豆腐干给她吃。吃完她又说县里的特产是鸭子,我一开始糊涂了一下,以为她要找男妓,后来知道真的是鸭子,我就买了鸭子给她吃,她又说不好吃,不正宗,要吃卤鸭。我哪儿给她找卤鸭去?”
  “你自己没倒贴上去?”我说,“也许她要的是你呢。”
  “放屁。”杨迟说,“你他妈的自从卖了黄片以后,这一年脑子都在这上面打转。跟你说正经的,钱要不回来,我日子难过。”
  我从包里拔出生锈的斧子,说:“现在就去砸场子?”
  “这只能吓唬小孩,早跟你说过,欠债的人什么都不怕,就怕你不打他。”杨迟说,“我已经想好了,你和我一起去,但是你必须挺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挺住。这是一场心理战,谁心狠,谁就赢,明白?”
  “我一向比你心狠。我人渣,这你早就说过。”
  “我和你是一伙的,我们俩比个鸡毛啊!”杨迟拍着自己的脑袋大喊。
  次日下午老杨的烧又起来了,我用买来的体温计给他量了一下,三十九度冒头。这就好办事了,那公司离旅馆很近,我们走着去了。快到公司门口时,老杨叉开十指把自己头发弄得蓬乱,又扒拉了一点墙灰抹在自己嘴唇上,使之苍白失色,接着就往我背上一趴,我驮着他来到公司门口,一脚踢开门,闯进去。里面好几个人,全都吓得跳起来。我遵照老杨事先安排的,把他直接撂在了地上。现在,我亲爱的杨迟,直挺挺躺在众人眼皮底下,仿佛已经死了。
  把他放倒的时候我意识到老杨比我心狠,那是地砖啊,跟冰床差不多,躺在上面什么感觉?不由得佩服他的自我约束力,也对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若不逼急了是绝对躺不下去的。
  我环顾四周,不是什么大公司,连个沙发都没有,全是椅子凳子。这会儿让杨迟坐在椅子上就要穿帮,还是躺地上吧。那伙人大声说:“这不是农药厂的小杨吗,怎么啦?几天没来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粗着嗓子说:“流感,发烧,快死了。”他们围过来,企图抬起杨迟。我说:“别碰啊,碰了万一死掉就算你的了。”这伙人立刻收手,一起看向财务室的会计。
  会计走了过来,正如杨迟所形容的,她长得像寡妇,但不是水灵灵的小寡妇,而是很难看很难看、把男人克死的那种寡妇。她说:“哎哟,快送医院。”
  我拿出前一天的病历卡给她看。“去过医院了,挂水,花了一千多块钱没治好,只能抬你们这儿来。”
  “你是谁?”
  “我是他同事,我也是农药厂的。”我假装不在乎地说,“厂里说了,你们公司欠那点钱要是收不回来,他就得在这儿继续待下去。我也没办法,只能把他撂你们这儿了,要死要活你们看着办吧。我还要去别的县城,再见了。”
  我看看地上的杨迟,还是一动不动,不知道是假装的还是真的昏过去了。寡妇会计蹲下,摸了摸他的脸,点点头,意思是承认他发烧了。为了看这个动作,我犹豫了两秒钟。寡妇会计抬头说:“你别闹了,就这样也要不到钱,还是先把他抬到医院去吧。这孩子人不错,脑子烧糊了就可惜了。”
  我说:“不行,你们公司还钱,我就把他抬走,不然就躺这里了。”
  寡妇会计说:“你还挺能装的,那你走啊。”
  我看出她不好对付,狡诈的小眼睛里闪着怀疑的光芒,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是在讹诈。问题是,我讹的是她本来就应该还的债啊。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激动,更为入戏。我说:“你要知道,我们销售员都不容易,端着别人的饭碗,除了跑腿还得卖命。我们厂里有个销售员为了讨债都卧轨自杀了,别以为我干不出来,我这就走,小杨就交给你们了。”
  寡妇会计看着我,意思是你怎么还不走。我横下心,把老杨当成是个簸箕,转脸就走。寡妇会计拉住我说:“真走啊。人扔在这里不行的,先驮回去吧。”
  我说:“驮回去可以,开支票,还钱。”
  寡妇会计撒开手说:“那你还是走吧。”
  我心想你丫够坏的,跟我玩游戏。假如我能听到她的心声,一定在暗骂我够狠,把个发烧的同事扔地上讨债,但这不是我的主意,是老杨要我这么做的。我说:“我真走,别再拉我啊,谁拉我谁是小狗。”看看地上的杨迟,纹丝不动,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怪不得人家说,一出电影里最难演的就是死尸。最后一个戏码是剧本里没有设计的,我指着他们说:“赶紧送他去医院,真要是死在这里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劈了。”寡妇会计板起了脸,我想我要是再待下去就真的露馅了,遂义无反顾地走出门,到街上给自己点了根烟,喘息了一下,一回头看见寡妇会计正在目送我,心理战打到这个程度也不亏了这十万块了。为了表现出轻松无所谓,我在街边买了个饼,一边啃着一边往远处走,直走到拐角处也没有再回头。
  以上的一切都是老杨教我的,不过他并没有说接下来该干什么,也没说那儿是地砖,把他撂在地上以后我到底是该去吃一顿好的呢,还是回旅馆去睡觉?如果他真的在地砖上冻死了,我该怎么回去交差?希望他目前仍然是假装昏倒,而不是真的晕死过去了……抱着这样的念头,我站在街边吃饼,右手指缝里的香烟还在冒烟。我心想,算了,等这个饼吃掉了,我就回去把老杨架起来继续吊水去。
  然后我一回头看见寡妇会计就在身后,吓我一跳,脚不沾地就跟过来了。
  “跟我来。”她说,语气硬得像一块难以下咽的饼,但是你同时又会知道,它吃下去是可以填饱肚子的。
  回到公司,我看见老杨被抬到三张拼起来的椅子上,小腿垂挂,气息蜿蜒。有一个人打了块冷水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他一动不动。
  寡妇会计说:“跟我进去。”
  我们绕过办公桌,走到财务室所在的走廊里,斜对面的房门虚掩着,寡妇会计说:“老板找你,老板就在里面。”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心想世界上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十万块此刻就在桌上?不可能。那鬼地方还挺豪华的,刷得惨白的墙壁上挂着“恭喜发财”的松鹤图,镶在铝合金框子里,颜色恶俗。有两个宽大的单人沙发,黑色人造革的,茶几上放着个插满了烟屁股的大玻璃烟缸。对面是一张巨大而沉重的办公桌,宛如棺材一样,后面坐着个胖子,他就是老板,正在打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等了一会儿。他搁下了电话,笑嘻嘻地看着我。
  “刚才农药厂打电话过来了。捶他娘。”胖子老板说,“好像农药厂没有你这个人。”
  我心想这农药厂也太操蛋了,好死不死这个时候来查岗,只能硬着头皮说:“你太管不着这个了,有杨迟就可以了。”
  胖子老板说:“给我看看身份证。”
  “不给。”
  “你刚才说要劈了我,我要确认一下你不是本地人。”他说,“假如你是本地人,你这么惹到我头上,你就死定了。明白吗?”
  我想了想,掏出身份证给他看,顺便提醒他:“我和杨迟住在一栋楼里,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明白吗?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
  胖子老板忽然严肃了起来,大声说:“这不是你的事情,明白吗?这是农药厂和我的事情,给你面子才让你进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板?”我也生气了,拿回我的身份证,大声告诉他:“捶他娘,不演了,我这就带杨迟去医院,回来我们俩赌上命跟你丫死磕。”胖子老板说:“我不信!这不是你们家的钱,是厂里的钱!”我趴在桌子上企图咬到他,大喊道:“等我砍了你,你就知道,你的命也不是我们家的,是你自己的!”胖子老板大喊:“来人!”
  外面一阵混乱,冲进
  九*九*藏*书*网来的不是公司里的人,而是老杨。他双眼暴凸,脸像炭火一样闪着暗红色的光,对着胖子老板大喊:“我是学化工的,我会造汽油弹!我会造汽油弹!”然后他直挺挺地倒在沙发上,这次是真的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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