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
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
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
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
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
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
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
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
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
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
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
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
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
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
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
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
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
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
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
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
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
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
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
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
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
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
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
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
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
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
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
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
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
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
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
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
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
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
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
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
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
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
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
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
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
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
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
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
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
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
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
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
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
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
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
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
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
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
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
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
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
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
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
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
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
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
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
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
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
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
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
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
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
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zheng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
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
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
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
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
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
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
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
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
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
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
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
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
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
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
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
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
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
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
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
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
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
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
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
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
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
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
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
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
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
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
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
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
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
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
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
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
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
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
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
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
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
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
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
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
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
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
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
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
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
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
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
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
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
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
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
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
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
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
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
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
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
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
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
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
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
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
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
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
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
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
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
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
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
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
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
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
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
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
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
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
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
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
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
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
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
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
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
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
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
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
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
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
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
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
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
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
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
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
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
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
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
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
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
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
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
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
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
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
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
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
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
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
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
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
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
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
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
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
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
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
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
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
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
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
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
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
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
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
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
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
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
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
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
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
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
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
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
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
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
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
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
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
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
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
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
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
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
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
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
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
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
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
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
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
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
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
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
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
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
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
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
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
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
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
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
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
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
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
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
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
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
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
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
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
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
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
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
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
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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