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无声
来源: 生活月刊 作者: 芳芳 时间: 2013-04-02 阅读: 次
出藏书楼往西，过明徐文定公光启的庐墓，150多年前，肇嘉浜、李漎泾、蒲汇塘在那里汇合，后来这里被叫做徐家汇。
一
直到动身前往藏书楼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无论是以哪一种交通方式，地铁还是地面交通，都很容易与它错过。
如果是驾车，在车辆急速行驶的漕溪北路上，沉陷在成片楼宇的高度和密度中，低矮的白色小楼几乎一闪而过。这条快速通路上的车速无法降低使人慢慢辨别，因为靠近徐家汇商圈的十字路口，司机在弯道过后的停靠被视作是违规；如果是乘地铁，那么错过的概率或者会加倍，因为离地铁出口不远的人行步道直接穿透了藏书楼的底部，只顾寻路的人很少能抬一抬头发现它的存在。
灰白色的藏书楼四面都隔着路，因此它的位置很像是一个楼宇间的夹缝或者岛屿，在它唯一的入口前面，一条狭窄的过道也是作为周围几座大厦通往漕溪北路的捷径存在的，匆匆的行人不时会从各种方向经过这里，但很少有人打扰这里，仿佛热闹是被这些马路阻隔开的。
尽管是白天，藏书楼四面的窗依旧紧闭着，唯一开放的入口设在建筑南侧的立面上，一扇普通的蓝灰色百叶木门因老旧了而斜敞着，旁边是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保安，立靠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门厅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开间，既不开阔也没有醒目的挑檐和立柱，为此显得不太隆重。建筑作为独立藏书楼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在门厅西墙上悬挂的20世纪30年代的徐家汇地图上，建筑仍然是以住宅标记的，当时小楼是包含了三间藏书室的天主教教士宿舍，现在的门厅也是当年教士在这里居住时出入的位置。
1847年，罗马教廷曾经驱散的耶稣会恢复，法国传教士南格禄重返江南，在徐家汇建立上海耶稣会最早的会院，嗣后，不断兴建公学、孤儿院、教堂、印务馆等等宗教附属机构，逐渐成了传教士们的聚集地。藏书楼在历史上一直是这一地区的宗教图书馆，以收藏自1915年以来的20个语种的古籍珍本闻名。藏书楼包含了两栋始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四层的西楼建于同治六、七年间，原先是徐家汇地区耶稣会住院所在。另一栋两层的东楼大书房建造于稍晚的光绪年间。历史上，藏书楼曾经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改建最终成为今天的样子，一次在1931年，原有的三层耶稣会住院被加建成为坡顶的四层；另一次是在1991年，地铁一号线规划经过徐家汇，藏书楼本原计划被拆除，后因巴金、古建专家陈从周的努力保存下来，所做的退让是舍弃大书房的底层的一间作为地铁出口的人行步道。今天，藏书楼的建筑连同珍本书籍都归属于淮海路上的上海图书馆管理。
一有人进入，保安的神情立刻变得警惕，“不要乱走，不准拍照！”昏暗幽深的门厅里，不友好的高音空空荡荡。从二楼扶梯走下来的老者摆摆手，温和不惊，“现在开放成景点，书库就不开了。怕来的人多，碳含量高了，对古籍不好。”
老者的担忧来自近期的一则新闻，自11月30日开始，徐汇区整体打造新的文化景区——徐家汇源对公众开放，作为景点，藏书楼也在开放之列，然而特意造访的游人不免要对此失望，因为整栋藏书楼可供参观的仅有底部的门厅和一个业已被出租成商业画廊的房间。
大书房是有着葡式壁柱尖券硬洋松百叶窗的东楼，此时正紧闭着。在“徐家汇源”的景点介绍上，它以它的格局著名，上层仿照梵蒂冈图书馆的分布设计的西文书库，木质书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半腰木雕栏杆沿着书架形成上部走道；下层原为中文书库，空间按照《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承之”化为南北一间和朝南六开间，取以水制火之意。后来，藏书楼的确经历过严重的火灾，出于神秘的巧合，受灾的其余建筑尽数烧毁，只剩藏书楼完好地保存下来。
藏书楼的上一次正式开放是在2003年，正值一次彻底维修，大书房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小楼曾因此一度热闹过，没想到时隔九年后是彻底的关闭。
二
如同今天谢绝所有的游客，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的普通人而言，藏书楼里的珍本藏书是永远无缘一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是耶稣会教士们的内部阅览室，直到19世纪末交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中国人接管时才有破例。
胡道静曾经回忆自己为上海通志馆工作的经历：“馆长是位天主教的司铎，是中国人⋯⋯因为我事前知道他是徐光启的后代⋯⋯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书，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一次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许多上海的志书。当时，通志馆收藏的上海志书只有《同治上海县志》和《上海县续志》，而这里不仅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县志，清代嘉庆朝的县志，而且，甚至还有明代万历时的县志，那么旧报纸放在哪里呢？突然，我看到摆放地方志的对角书架下堆着许多报纸。于是，我就对他讲，我对上
海出版的报纸也很有兴趣，想来看看，特别是天主教办的报纸。这样一说果然有效，他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从此就成了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
帮助年轻学者的中国司铎名叫徐宗泽，青浦人，与藏书楼为伴的大半生里，徐宗泽曾发愿长期收集各地方志——“居斯土而不知斯土的历史地理，是君子之所耻。”在今天的上海图书馆近现代文献部可以完整翻看徐宗泽的许多宗教著述，在他主编的《圣教杂志》上甚至常年刊登着一则《收买志书通告》：“还啟者，敝处收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已得千数百部，惟所缺尚多，对于东三省、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省，尤属寥寥无几，各省诸位司铎及先生，如蒙代搜，不胜感激。”到了1937年，大书房中文书库中所搜方志已达到2100种，属当时的第一。
早年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而后进入耶稣会留学海外，晚清的天主教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有相似的人生背景，徐宗泽的道路亦是如此，在回到徐家汇传教的翌年担任藏书楼馆长，这份职务一直伴随他直至离世。
然而除了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他的生平依旧是模糊的，马相伯、方豪以及苏雪林曾与他交往过的许多书信，时至今日已经无法找寻。在不多的零星描述中，我们多少能拼凑出一个隐约的形象：雷立柏笔下的“用古文或半古文写作现代思想的人”，女作家苏雪林眼中的“谦逊的慈父”，在多年的教友马相伯不满教会种种弊病决然退出公教时，依然保持谦卑的虔诚教徒，藏书楼的晚辈们回忆中自己摇着小船去收志书的老馆长。
方豪曾追忆，徐宗泽最大的夙愿是把藏书楼改为公诸社会的图书馆，但这是他毕生效忠的教会所不容的，他的愿望最终成为遗愿。
解放前，徐宗泽主持收集的地方志一部分被带去了台湾，另一部分在建国后的两次文献调整中统一搬迁到了上海图书馆。也就在1956年，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开始了公众图书馆的历史。
然而原来的读者也经过了分流，大批的中文读者跟去了淮海路上的新馆，常来藏书楼的剩下为数很少的西文读者，为此原先的阅览室缩减到了二楼一间，一楼另行出租，卖些行画。
三
如果持有阅览证，可以多上到二楼阅览室。在门厅遇到的老者原是在这里的提书员老王，空余时编写书目。重又遇到的时候他弓身静坐在入口的读卡器边上，胸前摊开一份读物。室内两三个年轻的读者，和他少有语言的交流，唯一的交流是为了书本的传递。
老王在图书馆已经工作了20多年，里里外外看得透彻，“我已经习惯了规律性的工作，准时上下班，不用深夜加班。安静的时间一长，和人交流的欲望和能力就弱了。”
1978年恢复高考，想学中文老王考进复旦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分配进上海图书馆，之后再没离开。“图书馆其实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挺远，它内在有着一种节奏，人跟着这节奏生活时间长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自觉中也就没了。很多人在图书馆工作开始都很不甘心，但真正能跳出去的人又不多，除非个别志向特别强烈。”他觉得，头五年人心的浮动尺度最大，五年之后，就有心无力了。
每天来阅览室的读者不多，常来的都和他相熟悉，多数是上海几位历史学者的学生。偶尔遇到读者要索架上没有的古籍，提书员必须去大书库提书，因此每次都会经过阅览室门外的宽阔阳台，那里是去大书库的必经之路。站在阳台的雕花铁栏杆前可以望见流经楼前的车河和数码商城上每日变换的电子广告，对面的徐家汇圣母老堂，现在已被改造成一家上海餐馆，经营二三十年代怀旧风味的本帮菜肴，据说餐厅里摆放着宋庆龄坐过的列车，需要提前好几天预订才可能享用。老王很少在这些阳台外的风景前停留，在尽快拿到书之后，他会及时的把阅览室的门关上。
老王对于人多的忧虑或许是多余的，象他自己说的：“人很容易被环境同化，之后会变得没有选择”，他只是更习惯这里的安静。
四
出藏书楼往西，过明徐文定公的庐墓，150多年前，肇嘉浜、李漎泾、蒲汇塘在那里汇合，后来这里被叫作徐家汇。
在城市多变的地图上，最初背负教会使命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期望传播思想的中国教徒们建起的神学院、启明女校、圣母堂、天文台、土山湾孤儿院或消逝，或踪迹难辨。今天徐家汇的中心已经发生了位移，时间带来的空间置换无法逆转。徐家汇经历的上一次彻底的改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轮重新规划之后，曾经的衡山食品店、徐汇剧场、鸭蛋花园、步行天桥如数被摧毁，取而代之的空间格局里，宽广的十字路口四座大型购物商城正是那段造城历史的见证。每次停站时涌出的人潮在这一大尺度的空间里显得不值一提，地铁的出口直指向巨幅广告下的商场大门，人流很快被这些对峙的商城分散和吸纳，其余的人多半是匆忙经过这里，因为除了购物消费，这里不再提供别的功能。
经过几年持续的开挖，城市的空间在地下大幅延伸，几乎每一条地铁的新建都预热了城市地产新贵和空间更替。也不过是几年的时间，一号线已退身为这座城市中最年老的地铁线，这里曾经有过的名号——“亚洲最大的地铁车站”还没有被记起就已经被遗忘。三年前开始，新增的九号线也在这里停靠然后开往20公里以外的松江，地铁把城市的郊野拉进大都市圈的辖地，就如同100多年前马路曾经把这乡村的水域填没而成为城市陆地的一部分。
乘坐一号线离开的时候，路过来时的那段人行道，藏书楼底部被拆除的书库，墙体已把空间分隔成各行其是的两半。往前的人流迅速经过这道墙，涌入地铁，热闹即将被带走，好像没有人能打破墙内的沉默。
（文章来源 生活月刊）
一
直到动身前往藏书楼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无论是以哪一种交通方式，地铁还是地面交通，都很容易与它错过。
如果是驾车，在车辆急速行驶的漕溪北路上，沉陷在成片楼宇的高度和密度中，低矮的白色小楼几乎一闪而过。这条快速通路上的车速无法降低使人慢慢辨别，因为靠近徐家汇商圈的十字路口，司机在弯道过后的停靠被视作是违规；如果是乘地铁，那么错过的概率或者会加倍，因为离地铁出口不远的人行步道直接穿透了藏书楼的底部，只顾寻路的人很少能抬一抬头发现它的存在。
灰白色的藏书楼四面都隔着路，因此它的位置很像是一个楼宇间的夹缝或者岛屿，在它唯一的入口前面，一条狭窄的过道也是作为周围几座大厦通往漕溪北路的捷径存在的，匆匆的行人不时会从各种方向经过这里，但很少有人打扰这里，仿佛热闹是被这些马路阻隔开的。
尽管是白天，藏书楼四面的窗依旧紧闭着，唯一开放的入口设在建筑南侧的立面上，一扇普通的蓝灰色百叶木门因老旧了而斜敞着，旁边是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保安，立靠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门厅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开间，既不开阔也没有醒目的挑檐和立柱，为此显得不太隆重。建筑作为独立藏书楼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在门厅西墙上悬挂的20世纪30年代的徐家汇地图上，建筑仍然是以住宅标记的，当时小楼是包含了三间藏书室的天主教教士宿舍，现在的门厅也是当年教士在这里居住时出入的位置。
1847年，罗马教廷曾经驱散的耶稣会恢复，法国传教士南格禄重返江南，在徐家汇建立上海耶稣会最早的会院，嗣后，不断兴建公学、孤儿院、教堂、印务馆等等宗教附属机构，逐渐成了传教士们的聚集地。藏书楼在历史上一直是这一地区的宗教图书馆，以收藏自1915年以来的20个语种的古籍珍本闻名。藏书楼包含了两栋始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四层的西楼建于同治六、七年间，原先是徐家汇地区耶稣会住院所在。另一栋两层的东楼大书房建造于稍晚的光绪年间。历史上，藏书楼曾经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改建最终成为今天的样子，一次在1931年，原有的三层耶稣会住院被加建成为坡顶的四层；另一次是在1991年，地铁一号线规划经过徐家汇，藏书楼本原计划被拆除，后因巴金、古建专家陈从周的努力保存下来，所做的退让是舍弃大书房的底层的一间作为地铁出口的人行步道。今天，藏书楼的建筑连同珍本书籍都归属于淮海路上的上海图书馆管理。
一有人进入，保安的神情立刻变得警惕，“不要乱走，不准拍照！”昏暗幽深的门厅里，不友好的高音空空荡荡。从二楼扶梯走下来的老者摆摆手，温和不惊，“现在开放成景点，书库就不开了。怕来的人多，碳含量高了，对古籍不好。”
老者的担忧来自近期的一则新闻，自11月30日开始，徐汇区整体打造新的文化景区——徐家汇源对公众开放，作为景点，藏书楼也在开放之列，然而特意造访的游人不免要对此失望，因为整栋藏书楼可供参观的仅有底部的门厅和一个业已被出租成商业画廊的房间。
大书房是有着葡式壁柱尖券硬洋松百叶窗的东楼，此时正紧闭着。在“徐家汇源”的景点介绍上，它以它的格局著名，上层仿照梵蒂冈图书馆的分布设计的西文书库，木质书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半腰木雕栏杆沿着书架形成上部走道；下层原为中文书库，空间按照《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承之”化为南北一间和朝南六开间，取以水制火之意。后来，藏书楼的确经历过严重的火灾，出于神秘的巧合，受灾的其余建筑尽数烧毁，只剩藏书楼完好地保存下来。
藏书楼的上一次正式开放是在2003年，正值一次彻底维修，大书房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小楼曾因此一度热闹过，没想到时隔九年后是彻底的关闭。
二
如同今天谢绝所有的游客，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的普通人而言，藏书楼里的珍本藏书是永远无缘一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是耶稣会教士们的内部阅览室，直到19世纪末交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中国人接管时才有破例。
胡道静曾经回忆自己为上海通志馆工作的经历：“馆长是位天主教的司铎，是中国人⋯⋯因为我事前知道他是徐光启的后代⋯⋯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书，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一次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许多上海的志书。当时，通志馆收藏的上海志书只有《同治上海县志》和《上海县续志》，而这里不仅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县志，清代嘉庆朝的县志，而且，甚至还有明代万历时的县志，那么旧报纸放在哪里呢？突然，我看到摆放地方志的对角书架下堆着许多报纸。于是，我就对他讲，我对上
海出版的报纸也很有兴趣，想来看看，特别是天主教办的报纸。这样一说果然有效，他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从此就成了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
帮助年轻学者的中国司铎名叫徐宗泽，青浦人，与藏书楼为伴的大半生里，徐宗泽曾发愿长期收集各地方志——“居斯土而不知斯土的历史地理，是君子之所耻。”在今天的上海图书馆近现代文献部可以完整翻看徐宗泽的许多宗教著述，在他主编的《圣教杂志》上甚至常年刊登着一则《收买志书通告》：“还啟者，敝处收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已得千数百部，惟所缺尚多，对于东三省、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省，尤属寥寥无几，各省诸位司铎及先生，如蒙代搜，不胜感激。”到了1937年，大书房中文书库中所搜方志已达到2100种，属当时的第一。
早年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而后进入耶稣会留学海外，晚清的天主教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有相似的人生背景，徐宗泽的道路亦是如此，在回到徐家汇传教的翌年担任藏书楼馆长，这份职务一直伴随他直至离世。
然而除了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他的生平依旧是模糊的，马相伯、方豪以及苏雪林曾与他交往过的许多书信，时至今日已经无法找寻。在不多的零星描述中，我们多少能拼凑出一个隐约的形象：雷立柏笔下的“用古文或半古文写作现代思想的人”，女作家苏雪林眼中的“谦逊的慈父”，在多年的教友马相伯不满教会种种弊病决然退出公教时，依然保持谦卑的虔诚教徒，藏书楼的晚辈们回忆中自己摇着小船去收志书的老馆长。
方豪曾追忆，徐宗泽最大的夙愿是把藏书楼改为公诸社会的图书馆，但这是他毕生效忠的教会所不容的，他的愿望最终成为遗愿。
解放前，徐宗泽主持收集的地方志一部分被带去了台湾，另一部分在建国后的两次文献调整中统一搬迁到了上海图书馆。也就在1956年，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开始了公众图书馆的历史。
然而原来的读者也经过了分流，大批的中文读者跟去了淮海路上的新馆，常来藏书楼的剩下为数很少的西文读者，为此原先的阅览室缩减到了二楼一间，一楼另行出租，卖些行画。
三
如果持有阅览证，可以多上到二楼阅览室。在门厅遇到的老者原是在这里的提书员老王，空余时编写书目。重又遇到的时候他弓身静坐在入口的读卡器边上，胸前摊开一份读物。室内两三个年轻的读者，和他少有语言的交流，唯一的交流是为了书本的传递。
老王在图书馆已经工作了20多年，里里外外看得透彻，“我已经习惯了规律性的工作，准时上下班，不用深夜加班。安静的时间一长，和人交流的欲望和能力就弱了。”
1978年恢复高考，想学中文老王考进复旦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分配进上海图书馆，之后再没离开。“图书馆其实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挺远，它内在有着一种节奏，人跟着这节奏生活时间长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自觉中也就没了。很多人在图书馆工作开始都很不甘心，但真正能跳出去的人又不多，除非个别志向特别强烈。”他觉得，头五年人心的浮动尺度最大，五年之后，就有心无力了。
每天来阅览室的读者不多，常来的都和他相熟悉，多数是上海几位历史学者的学生。偶尔遇到读者要索架上没有的古籍，提书员必须去大书库提书，因此每次都会经过阅览室门外的宽阔阳台，那里是去大书库的必经之路。站在阳台的雕花铁栏杆前可以望见流经楼前的车河和数码商城上每日变换的电子广告，对面的徐家汇圣母老堂，现在已被改造成一家上海餐馆，经营二三十年代怀旧风味的本帮菜肴，据说餐厅里摆放着宋庆龄坐过的列车，需要提前好几天预订才可能享用。老王很少在这些阳台外的风景前停留，在尽快拿到书之后，他会及时的把阅览室的门关上。
老王对于人多的忧虑或许是多余的，象他自己说的：“人很容易被环境同化，之后会变得没有选择”，他只是更习惯这里的安静。
四
出藏书楼往西，过明徐文定公的庐墓，150多年前，肇嘉浜、李漎泾、蒲汇塘在那里汇合，后来这里被叫作徐家汇。
在城市多变的地图上，最初背负教会使命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期望传播思想的中国教徒们建起的神学院、启明女校、圣母堂、天文台、土山湾孤儿院或消逝，或踪迹难辨。今天徐家汇的中心已经发生了位移，时间带来的空间置换无法逆转。徐家汇经历的上一次彻底的改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轮重新规划之后，曾经的衡山食品店、徐汇剧场、鸭蛋花园、步行天桥如数被摧毁，取而代之的空间格局里，宽广的十字路口四座大型购物商城正是那段造城历史的见证。每次停站时涌出的人潮在这一大尺度的空间里显得不值一提，地铁的出口直指向巨幅广告下的商场大门，人流很快被这些对峙的商城分散和吸纳，其余的人多半是匆忙经过这里，因为除了购物消费，这里不再提供别的功能。
经过几年持续的开挖，城市的空间在地下大幅延伸，几乎每一条地铁的新建都预热了城市地产新贵和空间更替。也不过是几年的时间，一号线已退身为这座城市中最年老的地铁线，这里曾经有过的名号——“亚洲最大的地铁车站”还没有被记起就已经被遗忘。三年前开始，新增的九号线也在这里停靠然后开往20公里以外的松江，地铁把城市的郊野拉进大都市圈的辖地，就如同100多年前马路曾经把这乡村的水域填没而成为城市陆地的一部分。
乘坐一号线离开的时候，路过来时的那段人行道，藏书楼底部被拆除的书库，墙体已把空间分隔成各行其是的两半。往前的人流迅速经过这道墙，涌入地铁，热闹即将被带走，好像没有人能打破墙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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