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政坛风云(2)
朱可夫这一次的落难,起因于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元帅的报复。在战争年代,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际,朱可夫与当时任列宁格勒方面 军司令员的戈沃洛夫在作战意见上发生过一些冲突。对此,戈沃洛夫长期怀恨在心。当朱可夫在敖德萨任职期间,戈沃洛夫以监察部长的身份,对敖德萨军区作了一 次视察。据说,他送交国防部的视察报告对朱可夫极为不利,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一时期对朱可夫这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来说,恰似从峰巅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这连续不断的打击,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他的 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 是完全缺乏私生活。
朱可夫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此时,他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他的消息在新闻界也越来越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从所有的军队驻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感到他对军事将领不公正的处置有损于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特别是看到美国因朝鲜战争而急速发展其军事力量时,斯大林也不得不采取重视和取悦军方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利用和发挥军官们的荣誉感和军事才能。
在这种背景下,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0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尽管此时朱可夫偶尔露面,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变化仍然是缓慢和微不足道的。他能再向上走几个台阶,仍然要取决于斯大林的意志和愿望。
从1951年起,斯大林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高血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把烟戒了。而且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莫斯科,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他的性格越来越孤独,体质每况愈下,体力越来越弱。1953年3月5日,他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在将近30年的领袖生涯里,斯大林已经把自己揉进了俄国的全部生活里,斯大林成了俄国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时,不管赞成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是斯大林把俄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俄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国。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人能像斯大林那样长时期地握有那样大的权力。特别是随着他的年纪和权力的与日俱增,孤立和猜疑成了他首要的防御武器。在国家不断前进的同时,一些不祥之兆已经显露出来。
苏联人在哀悼斯大林的同时,似乎掺杂着另一种感觉,即觉得俄国的一个时代已经到了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将与前一个时代有所不同。总之,随着斯大林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 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疑问。无论怎么说,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朱可夫新的发迹与斯大林的死很有关 系。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后,使苏联军事机关获得了巨大力量,也使因斯大林去世而暗淡无色的苏联政府增色不少。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从某种情况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从外表看,贝利亚是个体态十分臃肿的人,一张浮肿、虚胖的脸上总是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软帽。他的外套特别肥大,穿在身上晃晃荡荡,活像码头上的一个 搬运工。可是在这一副邋邋遢遢的外表里面却充满了常人所少有的机敏和精明,同时还隐藏着一个不讲原则、毫无同情心的无耻灵魂。谁也无法统计,在他那双无形 的手里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正因为如此,大家既恨他又怕他,他就像一个阴魂一样,出没在克里姆林宫里,以及各种各样的聚会上。
朱可夫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朱可夫当然不能错过这一难得的下手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呆过的乌拉尔军区中调来两个近卫师,这两个师无疑是绝对忠于朱可夫的。
逮捕贝利亚的决定,主要由赫鲁晓夫策划、由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6月26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内务部的负责人,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相当大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事情相当棘手,一旦稍有疏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先前,赫鲁晓夫让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和其他10位元帅和将军。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都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会议按预定计划召开。朱可夫他们呆在另一间房内,只等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一齐动手。
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心却好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而贝利亚却若无其事。会议刚一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 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他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是怎么回 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像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谴责了贝利亚的罪行。
会议本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却害怕得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而没有结果。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 要求发言,他按事先商讨的意见,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此时的马林科夫仍然没有从恐慌 中解脱出来,他好像忘记了提议付诸表决的程序,而是稀里糊涂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紧跟其后的是莫斯卡连科等10位杀气腾腾的将领。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似乎要把千仇万恨都凝聚在一句话上,他冲着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袋,以 防贝利亚的反抗。几乎在同一瞬间,贝利亚迅速去摸他的公文包,而旁边的赫鲁晓夫则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臂,于是贝利亚无奈地缩回了手。
贝利亚及其同伙被捕后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卡连科的司令部地堡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随之而来的是,原属贝利亚领导的政治警察的地位下降了,军队的柱石作用得到了重新承认。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朱可在军队地位的恢复,军队中政治军官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职业的军事长官获得了全部权力,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代 之而起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司令员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治委员来干涉。
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队中党的观念淡化了,政治思想束缚解除了,军官们可以提出过去禁止提出的许多问题,军事指挥员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唯一出头露面的人物。
这种情况尽管使军事指挥员获得了信心和力量,尽管他们从心底里仍然坚定地忠于党,但是党的机关和一些政治敏感者却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倾向,是对党的领导权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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