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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 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 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陽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

这个宿舍的唯一问题(算不算问题依角度而定),在于它是由几位不明右翼财团所经营。从宿舍简介及住宿规则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养国家人才。”这便是本宿舍的创设精神,而由认同此精神 之多位财经人士戮力捐输所支持这是表面说法,里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则相当暧昧模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说是投机逃税,有说是藉设立宿舍的名目炒地 皮,也有说只是纯粹牟取声名罢了。不管怎样,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这个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伪善也好、伪恶也好,从日常生活水准来看,大 致没什么差别。

宿舍每日升起飘扬的国旗,作为一天的开始。当然配合国歌,国歌和国旗的关系形影不离,就像播报体育新闻时必定会播放进行曲一样。升旗台位于中庭,从每一间窗口都看得到。

升旗工作由我住的东栋宿舍舍监负责。舍监是五十岁前后、体格魁梧目光锐利的斟梧男子;干硬发梢混了几根白发,晒黑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疤痕。据说出身中野陆军 学校。其旁站着一个学生担任升旗助手。此人剃光头,永远穿学生制服,真正身分不为人知。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栋,也没有人在餐厅或浴室碰过他。到底他 是不是学生,都没人知道。只不过从穿著制服看来像个学生而已。他个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点整,就这么两人站在宿舍中庭, 升起太陽旗。

搬入宿舍初期,我经常从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点整,两人准时出现于中庭。穿学生服的抱着一个恫木箱。中野陆军学校男子提着一台soNY手提录音 机。中舒陆军学校男子把音响置于升旗台下;穿学生服的打开桐木箱,箱里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国旗。穿学生服的将国旗交给中舒陆军学校男子。中野陆军学校男子 将国旗系于旗杆绳,穿学生服的按下音响开关。

(国歌)“君之代…”

然后,国旗缓缓升上旗杆。

“……细石般”,国旗升到旗杆半途,“之于……”,国旗终于升至顶端。此时两人抬起头凝视国旗,挺胸立正。在天气晴朗大风飞扬的日子,算是雄壮的一幕。

黄昏的仪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过顺序倒过来。国旗缓缓从旗杆下降,收进桐木箱,国旗在夜里不飘扬。

我不清楚国旗为何不在夜里飘扬?夜里,国家还是存在。许多人仍在工作,这许多人没有受到国旗的庇护,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或许没什么大不了,或许根本没人注意,只除了我-而我也不过是一瞬的想法,没什么深刻意味。

原则上宿舍房间分配,一、二年级生两人一间,三、四年级生一人一间。

两人一间的是有铝门窗、纵深约六张榻榻米的长方形房间。摆设简洁,两张书桌椅、两个两段储物柜、两个现成架子。架上多半摆着晶体管收音机、吹风机、冲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汤匙。灰泥墙有大头钉贴着花花公子的夹页海报,书桌摆着几本教科书及流行小说。

男宿舍大抵很脏乱。垃圾桶有长霉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的空罐上积了十公分厚烟灰、杯子留着洗不干净的咖啡渍。地板上散置着方便面的薄纸、啤酒空罐。风一吹,地板便扬起灰尘。床底下塞着味道难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晒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每张被子都吸饱汗水和体臭。

相较之下,我的房间相当清洁。地板光可鉴人,烟灰缸经常清洗,每周晒一次棉被,铅笔整齐摆在笔座里。墙壁上张贴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而非杂志夹页:我的 室友有洁癖,他负责整个房间的扫除工作,连我的洗濯都代劳了,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后,它就会自动消失于垃圾桶。

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学。

“我研究地、地、地图。”最初他这么告诉我。

“喜欢地图?”我问。

“嗯,将来想到国土地理院就职,制造地、地、地图。”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样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为了什么动机制造地图,我连想都没想过。而且连说“地图”两字都结结巴巴的人,却一心想进国土地理院就职,也颇为奇妙。他有时说话结巴,有时不会。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图”,保证结巴。

“你主修什么?”他问我。

“演剧。”我说。

“演剧就是演话剧吧?”

“不一样。只是阅读和研究戏曲。鲁西尼、伊奥涅斯科、莎士比亚等等。”

“我只听过莎士比亚,”他说,“其它都没听过。”

其实我也几乎没听过,只是课程里有罢了。

“因为喜欢才修的吧?”他说。

“说不上喜欢。”我说。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脸,愈来愈深刻。我才知道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什么都可以读的,”我向他说明,“印度哲学也好,东洋史也好,都可以。不过偶然选了演剧,如此而已。”

“不了解,”他说,“像我、我、我是很喜欢地、地、地图,才选择研读地、地图学。也因此才向双亲说明,要了钱,千辛万苦来到东京,但你好象不是。”

他立场正确,我放弃向他说明。然后我们抽签,决定上下铺的床位,他抽到上铺。

他永远穿著白色衬衫及黑色的西装裤。他身材高大、剃光头、颧骨高耸,上学一定穿制服,鞋子和书包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标准右翼学生打扮,大家也这么认 为。其实不然,他对政治可说完全不关心,因为选衣服麻烦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线变化,或新凿铁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关心。而只要提到这方面的话 题,他会花上一、两小时讲个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为止。

他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君之代》国歌就是他的闹钟(可见升旗并非完全无用之举)。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脸。他盥洗要花上极为漫长的时间,让人怀疑是不是把 牙齿一颗一颗取下来刷。回到房间后,拉整毛巾绉纹,笔直挂在衣架上,将牙刷和肥皂放回橱柜。然后按下收音机开关,开始进行收音机体操。

我属于晚睡且熟睡型,就算体操音乐响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开始跳跃,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怎么说呢,他每一跳跃(他实在是很会跳跃),我的头必定在枕头上下震个不停,根本无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开口了,“你何不到屋顶做收音机体操呢?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说,“到屋顶上作体操,会被三楼的人抗议。这里是一楼,才不会吵到别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没有收音机就听不到音乐,听不到音乐,体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机是要插电的,而我的收音机虽有电池却只能听调频台。

“那么,音乐开小一点,不要跳跃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跃?”他一副吃惊表情,“什么跳、跳跃?”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体操哪有这一部分?”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说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着NHK第一电台的收音机体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给他看。

“看,就是这个,难道不是吗?”我说。

“是……是吧?确实有这一部分,我都没注意。”

“所以,”我说,“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还能忍受。”

“不行,”他拒绝得干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经做十年体操了,一做就会无意识地做到全部做完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这不好吧,对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没下什么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点。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来,而不是被震动轰醒,了解吗?”

“了解。”他说。

“那怎么说?”

“我们同时起床,一起做体操,不就好啦。”

我放弃了,翻身蒙头大睡。他一日不缺,持续着收音机体操。

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机体操,她就噗哧一笑。虽然我原意不是为了说笑话,结果自己也笑了。

见到她的笑容,虽然只有一瞬。也久违了。

我和她在四谷站下电车,沿着电车线路的士堤,往市谷方向散步。五月的周日午后,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干了,低垂陰郁的灰色云朵被南风吹得消失无踪。轮廓分明的樱树绿叶在风里闪闪烁烁,陽光带来初夏的热意,人们脱掉上衣或毛线衣披在肩上。网球场上,只穿短裤的年轻男子挥击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太陽照射下闪闪发光。

只有并生长凳的两位穿黑色长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讲话,看着她们,才知其实夏季还早。

走十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我脱掉厚棉衬衫,只穿一件T恤。她把淡灰的运动衣长袖卷到手肘部位,一件洗褪色的旧运动衣。似乎很早就看她穿著这件,不过也可能只是错觉。我常常有错觉,把什么都当成以前发生的事。

“你喜欢和人同住吗?”她问。

“不知道,还没很长的经验。”

她停在饮水机前喝一小口水。从裤袋取出手帕擦嘴,蹲下来绑鞋带。

“我看来像会喜欢吗?”她问。

“和人同住?”

“是的。”她说。

“很多事会比想象来得繁琐,密密麻麻的规则和收音机体操等。”我说。

“是。”她说,似乎在想什么,凝视着我。她的眼球不寻常地清澈。我不曾注意牠的眼球如此清澈,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像眺望着天空。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也就是……”她说着,眼神觑着我,咬咬嘴唇,垂下眼皮,“不知道,随便。”

交谈终止,她打开脚步继续走。

再遇见她,是半年后了。半年之间,她清瘦得快认不出来。原本是特征的圆圆脸颊变细长,印象里,她没有这么瘦骨嶙峋的,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绮丽。这点我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她并非有什么事来四谷。我和她在中央线电车偶然相遇,正好她和我都没特别什么事。“下车吧,”她说。我们在四谷站一起下电车。只剩两人时,我们却没什么话说。她为何邀我下电车,我也不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没什么话说。

下电车后,她一语不发,脚步沙沙地快步前行。我追赶似地加快脚步,和她保持约一公尺的距离。我跟着她的背影走着,她时时转回头,朝着我说话。有些我答了,有些不知怎么答,也有些她根本听不到,也不在乎。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之后,只管默默前行。

我们在饭田桥右转,从皇后崛道走出来,通过神保町十字路口、御茶之水斜坡,绕过本乡,沿着东京陆上电车线道走到驹迅。颇有一段路程。走到驹迅时,已接近黄昏。

“这是哪里?”她问我。

“驹迅。”我说,“兜了一圈。”

“怎么走到这里?”

“妳走的,我只在后面跟着。”

我们走到车站附近的荞麦面店,点了定食。从点餐到吃完,都没有说话。我走得浑身疲累,她一语不发,陷入思索。

“妳体力不错。”吃过面后,我说。

“意外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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