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2)

“我中学还是长跑选手。而且我父亲喜好爬山，从小每逢周日都登山，所以脚劲还不错。”

“看不出来。”

她笑了。

“送妳回家。”我说。

“谢了，”她说，“我回去没问题，不必介意。”

“我没关系的。”

“真的不用，我习惯一个人回去。”

其实她一说，我倒松了口气。电车到她住处要花上一个钟头，这期间，两人并肩默然坐着可不好受。最后她一人回去了，我代以付了饭钱。

“哦，也许我们，不麻烦的话还能见个面?当然并没有特别非如此不可的理由。”道别的时候。她说。

“完全不需要理由呀。”我吃惊地说。

看到我吃惊的表情，她稍微脸红。

“我不会讲，”她吃力地，把运动服的袖子推到手肘又拉下来，手上的汗毛映在电灯下染成金黄色，“没有存心要讲什么理由不理由的，原本意思不是这样。”

她手靠在桌上，闭上双眼，思索更好的说法。然而并没有更好的说法。

“我不介意。”我说。

“我怎么都讲不好，”她说，“都是这样的，真的是讲不好。每当想说什么的时候，一直都是不同的意思冲出喉咙。或者不同意思，或者完全相反。为了要修正前面 说的话，又常让场面更加混乱。好象自己身体分成两部分，围着一根柱子互相追赶，正确的意思总在另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我，永远追赶不上。”

她两手放在桌上，凝视我的眼睛。

“我说的，你明白吗?”

“谁多少都有这种时候吧，”我说，“谁都有没把握正确表达，而感到不安的时候。”听我说完，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根本不是这样。”她说，再也没说什么。

“我不介意再见面。”我说，“反正我一直有空。一人转来转去，还不如像这样健行来得有益身体。”

我们默默分开。我说再见，她说再见。

初次认识她，是在高二的时候。她和我同样年纪，念有名的教会中学。我们认识起因于我的好友-她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从小学就认识，两人的家距离不过两百公尺。

就像大多的青梅竹马，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交往丝毫不觉该有隐密性，经常到对方家里玩，和对方家人吃饭。我和我当时的女友曾和他俩一起玩，结果往往变成只剩下 我和他和她三人，而我的女友则消失无踪。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才好，从立场看来，我是来宾，他是主持人，而她是他的体面助手兼女主角，就这么回事。

他社交最在行，表面一副潇洒嘻笑，内在却十分诚恳。他是个能够洞彻时机，适时切入笑语的聊天高手。他俩常聊些轻松的笑话热络场面，每当他或她有一方沉默， 另一人就立刻接上话，他可以在不怎么有趣的对手的话中，迅速找出好几个有趣部分。和他聊天时，我时常沉浸在自己原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的错觉。

但是一旦他暂时离席，我和她马上陷入冷场，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事实上，我和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大抵什么也没说，不是把烟头往桌上烟灰缸按熄，就是静静喝一口水，等待着他回座。而只要他一回座，有趣的话题就马上就恢复。

在他的葬礼三个月后，我只和她见过一次。刚好有事，所以约在咖啡馆，事情讲完就没话说了。我试着找话题，却半途而废，加上她谈话方式十怪异-她常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突然生我的气。然后我和她分开。

或许她会生气是因为，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人，不是她，而是我的缘故吧。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不恰当，但我可以了解她的感受。如果可能，我会很希望为她改变当时的情况，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旦发生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

五月某个午后，我和他在放学途中(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我赢了最初一周，后面三局他赢了，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

当夜他死在车库里。日产三六O跑车的排气孔，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然后打开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会花上多少时间。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他已死了。车上收音机开着，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想不出自杀动机。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和平常完全一样。”我说。大抵准备自杀的人，不会连 续打胜三局弹子吧，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不久，事件了结。红 色日产三六O跑车被卖掉了。有一阵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经常摆着一束白花。

斑中毕业来到东京，我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绿绒面弹子台、日产N三六O红色跑车、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火葬场斑耸烟囱冒 出的烟雾、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全都摒弃脑后。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干净。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随着时光流逝，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 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是像这样的话：

死并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换成言语后，竟成为一种可厌、平凡、老套的说法。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存在那块文镇里。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但反过来说，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这是逻辑上的推理-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自从友人死去那晚，我已无法再同意，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死并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个五月的夜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现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时，我曾苦思过，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是十分艰难的。

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大概可以称约会吧，想不出更好的说法。

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她好象没交什么朋友，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很少开口。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也几乎没话讲。见面时，我们只是随便走走。

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暑假过完时，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我们并肩走着，上坡、下坡、过桥、过马路。我们不停地走，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特别 要做的事。走了一阵子，进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季来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 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我买了一双新鞋。

秋季终了，冷风吹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隔着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但也只有如此，我双手老插进外套口袋，一成不变地走着。我 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才发出干燥的声响。她要的，并非抓着我的手腕，而是谁的手腕。她要的，并非我身上的温热，而是谁身上的温 热，至少我是这么想。

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一层悲哀。

每当她打电话来，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我没想说明，也没说明的理由，闲言任它去。我每次约会回来，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没啦。嗯，嗯，我一直这么响应。

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太陽上升、夕陽落下、国旗上升、国旗落下。在周口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此后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读戏剧 课程里的克罗德、拉赛尔、艾杰修汀，他们都在书里。也另存在于书里。我几乎没有朋友，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我一直在研读，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 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想。

好几次，我和她谈到这种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但我并不很会讲，如前所述，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

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有时连续两周来电。而我总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周末夜学生多 半去玩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挣扎着想看清自己。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我 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

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曼西尼《dearheart》唱片当礼物。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好礼物。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指头稍短了点，不过还暖和。

她圣诞节没有返家，新年期间，我到她住处吃饭。

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月底，室友发高烧四十度，昏睡了两天，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他一副快死的模样，我可不能放着不管。除了我，好象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我买冰块，放进塑 料袋里做冰枕，用冰毛巾为他擦汗，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他发烧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床，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

“奇怪，”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

“你还是发烧了。”我说着，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

“还好，只是招待券。”他说。

二月，下了几次雪。

二月底，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

我十九岁，升大二。当了几科，成绩几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则全科通过，顺利升上二年级。季节又循环了一回。

六月，她二十岁了。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已二十岁。对我，对她，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十八再来是十九，十九再来是十八-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确实已二十，接下来的冬天，我也二十岁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买蛋糕，搭电车到她住处。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我来到她的住处时，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插了二十根蜡烛、点了火柴、拉窗帘、关电灯，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她开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们简单用餐。

“二十岁了，有点好笑。”她说。餐毕，我们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两杯。

那天她难得说了许多话。小时候的事、学校里的事、家庭的事，绵密而又异常细腻。她谈着A的时候，不知何时又涵括了B。不久从B却又谈到C，不停接下去，没 有终止。我试着打岔，毕竟放弃了。我放唱片，放完之后，又放下一张，全部放过一遍，又回到最初一张。窗外雨下着不停，时间缓慢流转，只有她一人不停说话。

时针指到十一点，我真的开始不安。她已连续四个小时说个不停。回家的最末班车时间也快到了，我不知道该怎办。让她尽情说完呢，还是伺机打断?我有点困惑，她实在说了很多很多话。

“太晚了，不好意思，但也该走了，”我说，“我们再连络吧。”

不知有没有听到，她停了一下，却又开始说话。我只好点燃香烟，既然如此，还是让她说个够，再来只好看着办。

但是她终于说停了。我一下警觉到停的时候，她已经说完了。话头像被拧掉一般，飘浮在半空。正确说来，她的话并没完，而是突然消失了。虽然她想继续，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好象话在哪里掉落了。她嘴唇微张，茫然凝视我，她的视线彷佛隔着不透明薄膜，我警觉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

“我不是存心想打断，”我小心地，“但时间也迟了，而且……”

她眼眶溢出了眼泪，不到一秒便滚下脸颊，掉落在唱片封套上。泪水一决堤，就无法停止，她两手靠在床上，呕吐般哭泣。我伸出手，轻触她的肩。她身体微弱地颤 抖，我几乎直觉地抱紧她，她靠着我，无声地哭泣，呼出的热气和着眼泪濡湿了我的衬衫。她的食指像找寻什么般，在我的背上彷徨地摸索。我左手支撑她的身体， 右手轻抚她的细发。很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等待她停止哭泣。她始终没有停止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