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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活在别处

  冲动的背包旅游
  早上5点,我妈爬在我身上叫醒我:“我们去张家包吧?”“张家包里包的是什么?椰蓉么?”“张家包是保康的山”。保康又是什么?听起来怪耳熟的。原来它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天气预报中:“枣阳,最高气温30°C,保康,最高气温27°C……”昨晚我妈念叨着:“保康啊保康,哪天我们去保康看看吧?”没想到“哪天”竟然就是今天!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和我妈背着一个大得能装进大象的背包,仓惶地冲向汽车站。
  我妈乐观地认为,只要上了大马路,就有超过二十个售票员一脸期待地争夺我们,问:“到保康请上车!”后面的记忆中我已经机械地走向某个不知名的商场,因为我妈曾梦到过商场前的广场上,一直停着去保康的车。果然,我们远远地看到一辆公共汽车,赶紧大呼小叫地赶上去,才发现是流动公厕。
  在横跨这个城市寻找汽车站的途中,我和我妈终于吵了起来,是她先谴责我的(这一点我相当坚持):“都是你啦!本来我们直接坐车到下一个汽车站就可以了,你偏要走路到商场”。“你这样我很受伤耶,是你说做梦梦到商场前面有车的”。“别跟我说话,猪!你笨得像猪!”“丑人!你是个丑人!”
  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妈找不到那个传说中的汽车站,她还像谈心聊天一样假装漫不经心地问我:“这地方你来过没有?我怎么好像不太熟啊!”口气非常轻松,好像没有预感到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会坐在周围环境及其陌生的马路沿子上,等着拦截去保康的车,情景凄惨得让我准备了一个碗,为着接住好心人扔来的硬币。
  没有看到一辆保康的车,所有的车都是开往“泥嘴”的,而且所有“泥嘴”的售票员的姿势都一样:为了招呼我们上车,整个身子都悬在车外面,还松开了四肢中的两肢,喊:“上车上车,有座位有座位。”我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大哥大哥,你回去吧,我们不去泥嘴。”因为所有的人都邀请我们去泥嘴,所以我妈觉得是上帝安排我们去泥嘴的,兴致勃勃地说:“要不这样,我们去泥嘴吧?”我只是报以足球评论员张路同志一样的冷笑。
  我妈终于放弃了她的执着,决定回家,路上她自言自语:“没想到去保康比去马集还难!早知道就去马集了。”我忍不住发火:“马集又是他妈的哪儿?”
  上山下乡
  我生活在城里的最大好处,就是表示我不是生活在山里。我去了一个沉闷而安静的县城,我先开始要求到一个“有空调,有大镜子,免费送冰水”的地方吃饭,后来要求愈降愈低:“哪儿有餐巾布的餐馆哪?”“我从不到没有菜单的地方吃饭。”“带我去一个炒菜时不把油溅到我身上的地方吧,求你了。”每一个山区人民都建议我们去“小吃一条街”,他们总是先悠闲地把手指插到耳朵里转一转,再说:“吃饭?咋不去小吃一条街嘞?”说着,想象到菜香飘万里的美妙,就淌下口水。最后我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巷子里——也就是传说中的“小吃一条街”——找到“乡巴佬快餐”或者“没有味小吃店”之类自暴自弃的空荡荡的餐馆,吃了一碗阳春面。
  我坐公车去农村找乐子,路上呆板无趣,尽是些切割整齐绿绿黄黄的田地,看得我满心寂寞。田里站着无所事事,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进嘴里的少年,极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车把沟里的水溅到他们的蓝色劣质衬衫上,直至车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然后就一直看着公车远去的方向,直到出现了另一辆车,才缓慢地摆动头颅。
  公车停在一个叫“朱家厂”的地方,所谓的“厂”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商店——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能够逼迫他们打开灯——和一个灰白的平房以及十几个正在死盯着我看的妇女。几分钟之后,她们派出一只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朝我走来,我确信她们是要问我的产地,因为我清楚地听见她们在说:“问问这个小女娃儿。”可她们只是绕到我身后,假装摘狗尾巴草,在我周围环绕一周后离去,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到了山里一天半以后,我城里人的优越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准确地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山一样沉默的山里人:每天傍晚,和全部的山里人一样,搬着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看所有视线之内的东西,用耳语的声量交流一下对今天天气和收成的看法,看着黑得吓人的山村,等待萤火虫出现,叹息。等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就上床困觉。每当听见方圆500米内有发动机的隆隆声音,就立刻放下背上的柴禾,猛地回头叉腰站定,另一只手放在嘴巴里,看着它“咻”地一声经过,猜测车上的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别样的耳朵
  乡下的夜非常黑不隆冬,无论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满眼都是不着边际的黑,让人只好把安全感附着在耳朵上,倾听山里细微的声音。
  我一听见这种自然界幽美的声音,就变得十分无助,想到自己身处荒山野林,无论从哪个方向计算,我距离任何一个警察局都有几哩远,距离任何一个有菜单的饭店都有几十哩远,距离任何一个穿着100块钱以上衣服,说普通话的人都有几百哩远。
  右边山涧里瀑布是山里最大的声音,不用看,仅仅听声音,就知道水流的形状,最响的地方,肯定是山涧最窄的地方,如果仔细分辨,可以听出水撞在石头上与撞在大木桩上的声音是不同的,想象到那个大木桩,可能是一条死掉的怪兽,在水里被冲刷,我就紧张起来,走到水声小的地方去,那里的声音动听和安全多了。
  左边的山也有声音。我小时候按照幼儿园老师的要求,把所有的食物都画上了眼睛嘴巴围裙西裤,什么门板啦,太阳啦。这时,我忽然发现了山也有大嘴巴,离山很近的时候,可以听到整座山发出的呼吸声,一波一波,非常沉重。是那种窝在被子里的叹息声,畜生冰凉的鼻子发出的鼻音,狗尾巴草的脑袋一仰一倒的声音。使听者走路的节奏,也不自觉地配合了这喘息声,尽管我已经冒着内分泌失调的危险打乱自己呼吸,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大山喘息声的控制,太邪乎了。
  最大的动物声,不是来自青蛙,也不是来自虫,虫叫的声音虽然很响,但是已经融入我们的夏天,甚至叫人觉得那并不是声音,只是某种颜色,青绿色。声音最大的是飞蛾,因为没有火光让他们自焚,所以他们扑闪着翅膀,在人耳边呼呼地响,有时候突然扑棱扑棱地冲下来,好像它打算和我同归于尽。
  耳朵特别好的人,可以听到全村人睡觉打鼾的声音,耳朵不好的人,可以听见楼下旅舍主人一家聊天的声音,他们半个小时只说几句话,发出几声咳嗽。其余时间,就是长久的沉默,不远不近的地方,有猪哼哼的声音,和我的笑声最相近,所以我不禁跟着它哼哼,感觉真满足呀真满足。
  山里的生活把我的耳朵磨练得异常尖,我到山里的最大改变,就是多聆听少开口,非要说话的时候,也尽量压低声音。我带来的MP3播放器却从来没用过,因为它是工业的嘈杂产物。
  另一种声音
  标语是另一种声音。
  我一长途车,感觉即将展开一段奇妙的心情历险,忽然在车蓬顶上看到“车匪路霸,可以当场击毙,群众打死有奖。”“对车匪路霸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我立刻受了惊吓,瑟瑟发抖,不过我一直自我安慰道:“不怕不怕,我是全国散打少年版冠军(这是我若干年前做的一个恶梦)。”车上,我看任何人都像车匪路霸,嫌疑人包括:攀在车栏杆睡觉上的男人,每次都能在差点倒在我身上的时候,忽然倒向相反的方向;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吃我的瓜子的老头,一直昏睡着的平头男人。为了保证安全,我强烈地抵制所有想要上车的人,一见有人想上车,就死死地抵住门,这么大的劲儿也只有全国散打冠军才有啊!
  开始我没怎么注意标语,因为墙上刷的都是些“肛泰痔疮……”“4B06制胶厂往前走400米处……”一出城,一进山,标语就赫然多起来,每家每户墙上都刷着雪白血红的大字。大概是因为他们把标语当成外墙涂料,防雨防潮抗跌打损伤。我是个爱认字的好孩子,平时看到在电线杆子上看到“寻找爱犬”“寻找伴游”也要凑近了看,在人烟稀少的山里,标语是放大的压倒的声音,为近视眼和旅途烦闷者提供了乐趣。
  车开到中途停了下来,让尿急的乘客上厕所,路边的厕所简直不是人上的,很臭。但这还不是最恐惧的,出了厕所,我忽然发现外墙上写着:“男女都一样!!!”我吓了一跳,发誓以后宁愿尿裤子也不上公共厕所,仔细想想才意识到这标语意思是说“生男生女一个样,不要重男轻女”。还有这样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在此牌前伫立良久,心潮澎湃,感觉自己胸前挂了个牌子,写着:“方舟=野生动物”。
  最多的标语是关于“少生优生”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属于“优生”的范围的,所以对这类型标语颇有好感:“少生孩子多种树,马上走上致富路。”、“少生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计划生育”这四个字像是藏经阁最深处的文字,忽然和“养猪”和“致富”联系在一起,好!相比之下,“朋友,请问您计划生育了吗?”就太软弱了,太客气了,太不好意思了,像是直接向生殖器官发问。要是我们班同学回答,他们准会乱吐着舌头说:“凭啥要告诉你嘞?”还是应该凶凶地说:“一个就生,两个就罚,三个就扎。”更有效应。
  电线杆子上总是刷着:“光纤没铜,偷了没用。”“偷偷割电线,电死不赔钱。”好像看标语的只有一帮刚从号子放出来的犯罪分子。
  最大的标语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每幢房子上只刷一个巨大的字,有些房子拆了,只剩下:“工大庆,农大寨。”这副对联工整得让人心生喜悦,我自作主张为它谱上曲:“工业学大庆呀,啷力格啷啷呛,农业学大寨呀,啷力格啷呛呛,嘿!嘿!”唱完之后,感觉全身都是钢铁,充满了劳动的热情。
  涮涮泥巴
  我爸妈总是带我去那些比我们生活更差的地方,说是让我“体验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一块田,或者一个蔬菜大棚,我妈就兴奋地问我:“方舟方舟,这儿你还记得吗?别说不记得哦!没良心的,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玩了。”
  我最近去过的“可以体验农民辛勤劳动的地方”,就是围墙里面一块有泥巴的地方。门票十元。我爸我妈指着路边的草教育我说:“方舟方舟,这叫什么……哎,忘了。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个的……”总之所有的草都可以吃,吃完之后还一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说完了又给我讲一遍他们玩耍的方法:用一根草棍捅蚂蟥的屁股。而我此时却在小心翼翼地对付脚下的稀泥巴,我毫不掩饰自己对泥土钻进脚缝里感觉:恶心。虽然我明白没有泥巴就没有我们,但只要鞋上沾了一点泥巴,就一路尖叫着冲到有水管的地方。
  有一个专门展示农具的展览馆,有磨、瓢、镢头、镰刀、水车。那些农具像是从秦始皇墓里挖出来的一样破旧,古老得就像恐龙用过的。我蹬了一下水车,就把链条骑断了,只好把水车摆成一个看上去是自杀的造型。在空无一人的农家博物馆里,我那青春不再的爸妈像是找到与自己失散几十年的农具一样,夫妻双双地挑起扁担学刘巧儿和赵振华,重温了一下他们当年朴实的爱情。
  经过一小片开发过的农田,路边竖着一些农家谜语,每一则看起来都像是骂人的,什么“狗咬狗”啊,“叫我伯伯”啊,我妈对着“白狗上炕,越打越胖”想了半天,犹豫着说:“是尿壶?”还是我对农业比较在行,一下子就猜出来了:“是棉花!”卫生间前也写着一个谜语:“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冲脚的地方,赶紧跑了进去。
  那里有几十个伪装成农家小院的宾馆房,墙壁上挂着镰刀和小木凳,辣椒和大蒜瓣,名字却叫做“一条”“二饼”“二五八万”,我爸不顾服务生的不满,强行推门查看环境,并笑着表示:“这个地方好,僻静,很方便聚众赌博和胡搞乱搞。”
  “情人林”里有个水塘,一个中年男人在钓鱼,我们路过的时候,他刚好钓了一条大草鱼,送给身旁的妇女,她笑道:“好好,是我情人送的。”
  我赶紧冲到水塘边涮脚,凉鞋上面又粘上了不少泥巴。
  慎重择业
  现在要我操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最近是我妈的就业问题,她自从失业以后,就对所有的职业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景仰和憧憬,她经常说:“其实当送奶工蛮好的。”我说:“可是你昨天说过你要当饭店端盘子的。”这时我妈就会勃然大怒,像“兽人加鲁鲁”一样对我狂吼一声:“啊——不许惹下岗职工!”
  我劝我妈要慎重择业:首先不能当工人。我们家请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装我家车库的门,那天很热,走在路上可以听到许多人脚上的皮烤得噼里啪啦的声音,而这对夫妻一直工作着——当然只是凿我们的家的墙,凿啊凿啊凿——一从下午两点一直凿到晚上十一点,男的凿墙,女的举灯。我和我妈互相告诫:“长大了以后不要当工人哦,嫁工人也不行。”本来这场景已经足够我写一篇使老师掬一把鼻涕的感人作文,可想到我们家又花了一笔贵得惊人的钱,我又陷入无限的哀伤。
  不能当卖西瓜的。所有卖西瓜的女人都像在非洲参加生存者游戏一样,暴露出自己皮肤被日晒以后的所有缺点。而且一斤西瓜才卖两毛钱,我始终不肯相信农业频道里致富介绍:一个卖西瓜的,一年能赚一笔只有推着小推车到银行打劫才能得到的钱。千万不要嫁给卖西瓜的,当卖西瓜的女儿也不行,因为每当卖西瓜的不在的时候,西瓜老婆就要帮客人把瓜抗到楼上,而让西瓜女儿看摊,所谓“一人卖瓜,全家劳动”。
  不能当送奶工,尤其不要当有我们家这样客户的送奶工。我们家有过两个送奶工,一个是因为送奶太急,把脖子摔断了——后来他自己又把脖子拼起来,还是把奶送到了。一个有着经理以上领导的长相,肥头大耳,可是他却下岗两年了。他专门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打破的奶瓶太多,需要送奶工自己掏钱赔偿:“你们家打破了4个瓶子……一瓶奶一块五,一个瓶子就一块钱,我工作6天才能赚回一个奶瓶……”他走了之后,我和我妈计算他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妈算出来是5块钱,我算出来的是9块钱。
  我不让我妈当家教,我们家门口的地摊上有一大堆家教等人挑。我不让我妈嫁所有我不许她从事的职业——她要是嫁给中巴车的承包司机,就要当售票员,我就要当中巴上的扒手。做一个人生存下来真难,我现在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未免太悲哀了。
  生活在别处
  我的生活平淡无趣,是在重复和忘记中度过的。我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上课的时候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师,看到价目表会条件反射地把它约分:“4块4,等于2块2,等于1块1”,胡乱地组合记忆里的单词:“吃午餐啦!再不吃饭就凉啦!”我喜欢说:“我小时候……”但是我回忆不起任何可供反复回忆的事情。我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不满意。
  我本来给自己安排了一份健康向上的暑假计划表——包括写短篇小说、学习织围巾、练习瑜伽、到石家庄做采访等等荒谬而忙碌的决定。时过境迁之后,我的暑假计划表实际为:每天在床上滚3个小时;每天研究自己胖在哪儿;每天看粤剧《十八里送英台》……
  暑假里最激动人心时刻是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他说:“喂,我是名侦探柯南,你是小兰姐姐吧?”;最快乐的时候是躲在厕所里看三八杂志《女追男好辛苦》;最害怕的事情是做梦做到自己怀孕;最喜欢观察的是街上一排擦鞋的妇女,诧异她们的活力是哪里来的;一听见“要花钱”这几个字,就会露出逃犯听到远处狗叫一样惊恐的表情;我的身体逐渐衰老,最近一把一把地掉头发。我思考后发现,按照这样的生活速度,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等死。但是我又无法预防自己不过这种生活,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死。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我对自己将来可能的生活不满意。我班同学拼命地怂恿我带她离开我们的城市,她说:“你一定要带我出去,我留在这里城市只会过我妈的生活:花钱上大学→走后门当个售货员→找个熟人结婚→顺利地生孩子→变胖→下岗→更胖”。她抱着我的腿让我把她拖了三个街区,求我带她去环球旅行,让我们度过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她对我所做的,正是我想对其他人做的。
  我总算可以好好地过生活了,可以好好考虑我的新房间刷成什么颜色,可以好好地处理厕所漏水问题,看书架上我没有看过的书,写一个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像《人猿泰山》那样的,我以后大抵是不会写“范都都放了一个五香螺旋屁”之类的句子了,我将之视为恶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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