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们(2)

来。
　　这是一种再亲切不过的香味。在中国，不管你到了多么僻远的小镇，总能找到
一两家小小的中药店。都是这股气味，一闻到就放心了，好像长途苦旅找到了一个
健康保证，尽管并不去买什么药。这股气味，把中国人的身体状况、－阴－陽气血，组
织成一种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飘洒得悠悠扬扬。我觉得，没有比站在中药店里
更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会有这个感觉，但那太高
雅，太脱离世俗。不像在中药店，几乎和一切中国人有关，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样真
切，就像直接从无数同胞的身心中散发出来的，整个儿把你笼罩。
　　很想多闻一会儿，但新加坡商店的营业员都很殷勤，你刚有点驻足的意思他们
就迎过来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点什么由头。正好，药店深处有一堵短墙，墙侧
放一张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边上翻书，他头旁的墙上贴着字幅，说明他是“随堂
中医”。这种在一家药店摆张桌子行医的医生，过去中国也很多，后来不知怎么取
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当然还是到医院去妥当，但大数的小毛小病请这种随堂
医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着堂而皇之地到大医院去挂号、预检、排队、问诊、
配药、付款，一关一关走得人真地生起病来。我在这位老医生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
下，用轻松的口气说：“医生，我没什么病，只是才来南洋几个月，总觉得有点内
热。”
　　这是真的，我所说的“热”不是西医里的fever，体温很正常，根本没有发烧。
如果说给西医听，多半会被赶出来，只能说给中医听，他们才懂。这位老中医会怎
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让他按脉，并且张开嘴让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点热。”他说。于是开药方，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着钢笔直
行书写，故意在撤捺之间发挥一下，七分认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医都是
这样的，在这种时候，你的目光应该既赞叹又佩服地看着他的那枝笔，这比说任何
感谢的话都强。
　　正事很快办完了，我拿起药方要去取药，老医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说：“不忙，
过会儿我去取。先生从国内来？府上在哪里？”这里年老的华人不习惯说“从中国
来”，而是说“从国内来”，光这么一个说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会儿了。他显然也
是想与我聊一会儿。我转头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东张西望找我，赶紧出去说明
情况。朋友说：“那你们就好好谈一会儿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级市场买点东西。”

老医生是客家人，年轻时离开中国大陆，曾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
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时东问西闯不在乎，年纪一过50就没完没了地
想起老家来。”他说，“变成一个长长的梦，越做越离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这
时候，要是不回去，就会变成一种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紧张。那些天也不行医了，成天扳着
手指回忆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没回去，礼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国人嘛，一
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
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
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
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
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
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
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
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
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
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
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
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
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
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
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
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
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
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
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
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
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
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
“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
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
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
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
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
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
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
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
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
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
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
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
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
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
lf　long　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
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
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
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
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
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
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
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
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
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
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
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
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
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
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
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
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
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
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
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
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
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
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
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
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
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
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
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
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
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
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
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
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
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
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
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
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
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
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