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2)

青苗法一施行，整个朝廷都议论纷纷，群起攻击王安石，没完没了。这些人和他们所讲就不都叙说了，只有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这封信，抄录下来就可以 看到当时议论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坚定地施行这个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来了（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处引用经传和汉唐遗文，他集中有这封 信）。

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认为和你长期交游相好，却每每讨论问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见多有不同的缘故。我虽然想强辩，但考虑到怎 么样也不会被理解，因而只是简单地回答你，不再一一自辩了。又想到您对我的厚待与重视，因此在来往书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现在我详细地说一说事情的原 委，希望您能够原谅我。大概儒者所争论的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名称与实际的问题了。一旦名称和实际的问题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您现在用 来指教我的观点是：认为我侵犯了官员的权力，生事扰民，与人民争夺财物，拒绝纳谏，因此招致了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但我却认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 之上议论法律和制度并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不是侵犯官员的权力；运用和施行古代贤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 扰民滋事；为天下理财，不是争夺人民的利益；批评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小人，不是拒绝纳谏。至于怨恨和诽谤很多，那是我事前就已经想到的。人们习惯于因循苟 且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不体恤国情，并且以合于流俗和取悦众人为行事之道。因此皇上想改变这种情况，而我也不考虑政敌的力量有多么大，只是想着出力 帮助皇上来反抗这种势力，因此，众人怎么会不穷凶极恶地攻击我呢？盘庚迁都之时，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仅仅是士大夫们。盘庚没有因为有人埋怨就改变自己的 想法，考虑是合乎道义的然后就行动，因此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如果你责怪我在这个位子上很久了，却还没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以使人民受到恩泽，那么， 我已经知罪了。如果说现在我们应该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墨守前代的陈规就行了，那么我就不敢接受了。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但我仍对您十分仰幕。

这封信虽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坚定和忠贞，自信执著的样子跃然纸上，千载之后读这篇文章 ，好像能见到王荆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见国家会兴盛。按当时的制度，借贷青苗钱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议论王安石的人把这作为他聚敛的证据，王安石有《答曾公立书》中说：

来信谈到了青苗法的事。正确的治国之道实行后对奸邪的人会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论，大批不明事理的聋子就会起来附和他，他们的目的不在法 度的合理与否。孟子说过，有利是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利于我们自己而已。至于富贵之家的猪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严加禁止，乡野里有了饿死的人，就 要开仓赈济，这就是所谓国家政府的工作。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财务管理，因为财务管理就是合于道义的事。一部《周礼》，关于理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难道周 公是为了利吗？奸邪的人，因为现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视听，来蒙弊皇上和人民，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人们的愿望呢？开始的时候，以为农民不会申请青苗的贷 款，而后来发现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开始以为农民不会交回贷款，可后来交回贷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大概是因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们有利，就不会 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说到贷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贷给他们，贷给又不如送给他们。然而为什么不给了他们而要取二分利呢？ 是为了使这项工作以后还能继续下去，如果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这件事就只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恩惠而不是一种政策了，那么这个政策就不再是既给老百娃好处又不用 多少花费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贷款给他们。而且还要支付做这件事的官吏的俸禄，再加上运输费、水旱灾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只有扩大积累才行，这样才能在 他们有了饥荒的时候给予他们，这没有二分利行吗？并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适的利息，并不高，为什么还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圣人之道的人去讨论这件事就会 知道，我所说的事，没有一个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乱说，是不必理会的。

这封信差不多可以说是解释变法用意的信。当时整个朝廷闹嚷成一片，除了与王安石共事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的青苗法进行攻击的，多次弹劾 他，而王安石不为所动，宋神宗也不为所动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对他的信任，实际上是当时的反对者，没有一句话能批到王安石变法的要害之 处。他们只说他聚敛钱财，损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与他们所说相反。他立法的本意，实际上是要利民，没有一点借这些法令来帮助国库敛财 的心意。条例司原来上奏的话，没有修饰，表达的是真意。而评论的人把他们说成是桑弘羊和孔仅的用心，这就是所谓的无的放矢，别说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 只是一笑置之罢了。王安石有关名称和实际的分辨，不就是说这个的吗？他说治道的兴起，奸邪的人出来反对，而持异议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新法。唉！他这真是 一语破的，同时言辞中有一种沉痛啊！过去罗马伟人格力加士为执政时，倡导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国人民欢声雷动，而议院几乎是全数反对，最后被众人殴打而死在 院中。大概那时也有不利于治道兴起的人，而他们的用意也不在法。王安石初执政时，裁去冗费十分之四，那些朝廷大臣们大半是靠这些冗费来吃穿的，他们反对王 安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钱大户的兼并；而朝廷中的这些大臣们，又都是有钱的大户，他们的力量都足以进行兼并，他们反对王安 石，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闹着反对王安石的，怎么能保证他们没有此私心？即使有两三个贤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们也像聋子一样附和罢了。况且他们所 谓的贤者，都是习惯了苟且偷懒的，将生出事由视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还是恶，有利还是有害，只要有人来添麻烦就起来对他叫嚷恐吓，他们与王安石与宋神宗格 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而数百年后的今天，社会的情形，就和王安石当时的情况一样，王安石的话，就不止为当时而说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这样的美好愿望，那么它可行吗？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好却不可行，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王安石在鄞县时行之有效，为 什么还怀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县不是全国可比的。一个县，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国，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当时就有禁止强行借贷，而 官府把全部借贷出去当做功劳，即使不想强行借贷也做不到。法令中有遇到灾年在第二年要补缴所借贷的钱数，而每年是丰收还是灾年是无常的，灾年的数目还很 多，这样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贷的钱累年积压也不可能。”这两个弊端，只有韩琦和欧阳修的奏议说的很详细，他们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诤臣（韩琦、 欧阳修的文章 很长，不抄录在此。这段举出它的大意）。

问的人说：“韩琦、欧阳修两人所说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么即使说他执拗，怎么能说为过呢？”回答说：“不是这样。” 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击，无弊端的也要攻击，而无弊端的也攻击，正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法。为王安石打算，只有一件事都不做，静 静地和那些人同流，这样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责，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样，这是为什么呢？况且法既然很好，出现弊端，那么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如 青苗法，王安石在鄞县时能行之有效，李参在陕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个县都能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来做县令，那么每个县都会和鄞县一样；即使不能那样，如果每 一路都能用如李参这样的人来做转运使，再加上用考核审计的办法来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了。根据条例司所核定，全国共设置提取官四十一人，凭当时 这么多的贤才，想要找如李参这样的四十一个人，估计不是什么难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君子共事，而无奈这些君子们，一听说王安石要发表意见，就把耳 朵掩起来不听，不问他所发表的是什么见解；见到一封诏书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闭目不看，根本不问他所起草的是什么诏书。要求他们去做事，不是以贤者长者的名 义对抗，就是弹劾王安石之后离去。这些君子们既然不屑于帮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违背情理一事不办而向这些君子们赔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 而在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又怎么能得到呢？何况这些君子们非但不帮助王安石，还在一旁煽动、唆使和阻挠，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没有成 效而幸灾乐祸，本来青苗法可以施行没有弊端的，而因为这些君子们的缘故，想要没有弊端，怎么能办到呢？其他的事也是这样的啊！

由此来说，我所说的青苗法虽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显了。假如县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确实可行，而不是这样，就不可行。退一步说，如果提 举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还可以施行，否则不可行。再退一步说，如果执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 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们所说的吗？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点都没有得到好处吗？回答是：“这又不是那样。” 历史写成于诽谤王安石的人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扬恶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绩的，删除唯恐不尽。即使这样，还是有些他们没有删除的。王安石《与曾公 书》中说：“开始以为人们不会来借贷，而来借贷的挡都挡不住，最后以为他们会不还，而来交还的人都无法推却”，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在他 的《上五事札子》中说：（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过去贫困的人，从有钱人那里借贷，现在贫困的人，从官府借贷，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济，这事 执行了多年并有成效。”在他的《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说：“在苗头出现之前创立新法，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绩。”可以说在王安石被罢免丞相之后它 的效果更加显著了。然而这还是王安石自己说的不一定可信，请容我用旁观者的话来证实。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说百姓都欢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师，李 常见到他，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感到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事，你不要这样说！”李 定说：“我只知道根据实情说，不知京师不让随便说话。”说明当时的舆论，有想按住人的舌头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而还有人说这是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宠信 才这样说的，并不可信，请容我再用反对党的话来证实。朱熹的《金华社仓记》中说：“凭我观察前辈贤人的论述，而用今天的事来说，则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 本来并不是不善。”程颐曾评论王安石，而不免后悔对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击青苗法是错误的，而朱熹尚且歌颂过它。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说：“我们 这些人在新法施行当初，动不动就抱守偏见，以至有了同党异党的说法，虽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忧国之情，而所说的差错和谬误，很少符合道理的。当今皇上的品 德日益更新，众化有了大成果，回顾当时自己所持观点，越来越觉得有疏漏。”苏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叹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话和王安石所说的“在反对者的 声音落下后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所说的“众化”，大概是说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以程颐、苏轼两人，是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这样，如果不是 确有成效，而能说这话吗？以此来推测，与程颐、苏轼的想法一样，而他们的言论不为后世所流传的，应当还有。不仅是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废除。元年（公元 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财政费用不足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上奏请求散青苗本钱来利民，只是应当禁止强行借贷。这些 都是写在奏折中，记在正史里的。难道司马光、范纯仁不是带头攻击青苗法的人和攻击最用力的吗？为什么在十八年后，又对青苗法如此津津乐道？由此看来，可知 当时的青苗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而百姓蒙受这种恩惠时间长了，即使强要埋没它的好处而办不到。然而当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论语上 说：“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虑开始时的决策，而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而这些君子们，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我们这些人现在来讨论，还觉得青苗法是那样的 难以施行，而王安石当年施行它，虽说它的弊端不能够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无人能及，而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 话，我最终也不敢信。

再平心来讨论一下，青苗法，不过是一个银行业罢了，想要靠它来抑制兼并，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很小的。而银行作为一个行业，它的性质适于民办，而不适于 官办，但如果国家为它详细制订条例，使放贷者和借贷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祸害，而国家再设立一个国家银行，作为各私立银行的枢纽，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贷， 那么这样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来砍削，很容易伤了自己的手。即使如此，这只是立足于现在来说的。如果在当时，人民既没有设立银行 的能力，全国也没有一个金融机关，百业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觉产生这一切的原因，而创立此法来救治它，没有过人的见识而能做到吗？中国人知道金融机关是 国民经济命脉的，自古至今，只有王安石一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