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5)

当时制造言论对王安石进行诽谤的不能都记下来。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们辨论情况的文章 ，其中诽谤者虚构诬蔑和不审核实情而妄加揣测的言论，都可以看到。这里抄录它的大略：

京城地区上等户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现在所缴的钱比旧日服役时，其花费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户过去充当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现在让上 等户以及坊郭户、寺观、单丁户、官户都出钱助役，所以他们的花费减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户完全免除以前繁杂役种，而专充壮丁，而且不缴一钱，所以他们的花费 减少十分之八九。大抵上等户所减的花费少，下等户所减的花费多。上言的人讲优待上等户而虐待了下等户，诽谤新役法是聚敛钱财，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提举司因 为各县户等划定得与事实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办法，开封府、司农寺初上奏议定方案时，大约不知己曾增减旧日数额。然而旧日敕书规定每三年一次造户 簿，户等曾有升降，则现在衡量升降户等也不为错；又况且立即向民户公布说明，假如有不适当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则所讲户等升降，实际尚未曾实行。批评的人 则因此讲衡量确定户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钱，提升一些户为上等户是为了补足役钱的数目。至于祥符县等，将许多上等户都减低为下等户，却偏偏掩盖不讲， 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凡州县徭役，没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现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管理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役法都许雇人，实行很久 了；仅有耆长、壮丁，按照今天所规定的役法是最轻的役，所以仅轮流指派乡户充当，不再雇募人。批评者则因此讲衙前雇人，就会损坏流失官物；耆长雇人，则盗 贼难以消除；又因此讲靠近边境有奸细应募，则会焚烧仓库，或者把守城门，则恐怕暗地里通外国，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或者缴现钱，或者缴粮食，都听从百 姓方便，制定役法到这种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批评者则讲直接让百姓缴钱，则丝帛粟麦必定跌价，如果用别的物品计价折钱，则又挑拣拒收敲诈勒索，必将 危害百姓。如此说来则应当怎样施行？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过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担，即使是灾荒饥饿，也未尝停止服役；现在役钱必须要稍有盈余，是为了作为 灾年减免的后备，其余又专门用以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禄。批评者则因此讲助役钱不像赋税那样有搁置不征和减免的时候，我不知道过去的衙前、弓手、承 符、手力之类，也曾搁置减免吗？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缴役钱七十万贯罢了；而京城地区内户十六万，役钱也是十六万贯。就是说 两浙路百姓每户平均所缴役钱是京城地区内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区内所征役钱用以雇募服役者，所余也没有多少。批评者则因此讲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 出增收役钱，如两浙路，想用结余的钱讨好上司以求奖赏，司农寺想用结余来邀功，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这些就知道当时的诽谤者，都是力求扬恶而隐善，又对变法前的利弊和变法后的利弊，不曾比较而权衡轻重，他们所说的都是为私利的意气之语，而不是 为公众，免役法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到宋神宗驾崩，司马光执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复差役法，而之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范尧夫，则说差役的事应当仔 细商量，不然，将滋生为民害了。原来把差用乡户比为丝麻五谷的苏轼，又极力说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更改，而且说农民应差，官吏百般诛杀敲 诈，比雇役苦又多十倍。同一人，而前后十余年，他的言论如此相反，难道不是开始时他害怕看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等成效卓著，就开始不得不从心里折服吗？古 语说：“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又说：“百姓可与他们共享成果，不能与他们去策划。”以范尧夫、苏轼的贤能，而他们的见识不过与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 么王安石把他们一概看做是流俗，难道是“诬蔑”他们吗？然而范尧夫、苏轼，悟出原来的错误而翻然醒悟，最终不失为君子所犯的过错。只怪司马光，在王安石还 没有行这法令的时候，已经极力言说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导募役的设想，等到他继为丞相，于是听从这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将原丞相的所作所为全反转过来，而且放 弃了自己当初所持论点，难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别人弄倒才感到快乐的私心吗？凭司马光的贤德，我本不敢这样来怀疑，然而除了这个以外，我又 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四法，都是当时王安石创设的有关民政财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顿军政，因此放入下一章 ），其他就旧法而整顿改良的还有很多，今略论如下：

（甲）农田水利

王安石才执政，就分别派遣各路常平官使专门领导管理农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种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坝、沟渠的利与弊都要亲自说明，行之有 效，根据功劳的大小酬赏。之后在位之日，始终积极地在这方面尽心尽力。史书上说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辖以及其他 各路所兴修水利田共一万七百九十三处，造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所开水利，不能数清，大的如疏通黄河、清汴河。王安石提到疏通黄河，说：“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处漫流，时间长了就沉淀堵塞。去年修了两条 渠，花费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来。原来淹没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当时司马光、欧阳修两人都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 费民力，不如不开。”王安石说：“劳民以除害，就是所说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随。”就这两种说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劳，谁更有贤德就很容易看出了。有关清汴 河的议论，王安石是早就倡导了，直到乞求退休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才开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这两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说。重要的是这足 以证明王安石尽心于民事罢了。而当时苏轼上书诋毁这事，说“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资滋生，四方的遗利已经用尽，现在想凿空寻求水利，必将生出大的烦扰”。这 都是以一切不事事为主义的，当时的士风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遗失的利益遍地都是，况且宋代刚处于大乱之后，而真宗、仁宗年间的凋敝，又如前面所叙述， 说没有了遗利，这是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整理田赋的政策，《宋史》记录它的始末如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诏令司农将《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布全国。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 月，县委任令、佐分地计算丈量，随坡地平原沼泽而确定这些土地的土质，按红色淤地黑色坚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颜色。丈量结束，按土质和颜色参考确定肥瘠而分 为五等，用以订立税收规章 。到第二年三月结束，张榜告示百姓，一个季度没有引起诉讼，就写在户帖上，和庄账一起付给他们，作为土地凭证。均税的办法，每县各自以其租额税数为限，以 前曾经将零数按整数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便按一寸收之类，现在不许按这样的数额平均摊派增加，致使超过原来的数额，凡是超过定额增加 数量的都禁止。如果是贫瘠盐碱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沟路、坟墓，都不定税。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种植其土壤适宜种的树木来封住。有 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户帖，凡是分家析产、典卖割让转移，官府给地契，县襄作账簿，都按现在丈量的土地为准。法令已经具备，于是令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 导官，先从京东路推行，各路效法。

这是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的一项政策，虽然不是王安石所独创，然而也是理财的人所首先应当做的事。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谓的土地台账法，讲地税的人 称赞这种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烦琐，不能坚持持久。先发榜以示民，一季度没有人提出意见，才形成公文，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方账、庄 账、甲帖、户帖，虽说它们的内容今天不可考，而这些与现代文明国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严禁超额增加数目，豁免贫瘠盐碱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 民的用意很多，谁说王安石的法令损下益上呢？

（丙）漕运

历朝建都北部而靠东南方的粮食，因此漕运实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时尤其是这样。这之前的漕运吏卒，上下一起盗取贸易，严重的甚至借风水沉没来灭 迹，官府的货物丢失折损，每年不下二十万斛。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举荐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私人的船只和官船分运货物，互相检 察，旧的弊病才得以消除。每年要运的货物足数，招募的商船运到京城的粮食，有二十六万余石而不止。这在王安石的政绩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 实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变法中有关民政财政的大的方面，相关的条目都可考证，他的本意没有一个不是出于利民，哪里有所谓的损下益上，如俗吏聚敛财物的 所作所为呢？虽然当时有施行不到位，致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违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这也是有的。然而我已经说过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想要用干 涉的政策来治理大的国家，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也不足以成为王安石的罪过。况且当时所谓廉洁的君子，没有肯帮助他的，那么虽然用人不当，那么这责任应当 是那些所谓的君子承担。我因此用上面详细的篇幅来叙述当时财政的真相，待后来的读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