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3)

王安石回答说：“想要公私两方财物都不匮乏，替国家社稷长久存在考虑，招募军队的法令确实应当变革。”

皇帝说：“枢密院认为肯定会发生建中那样的变故。”

王安石说：“陛下亲身实践仁义，为政务忧愁劳苦，上下不相欺，肯定没有这种事情。建中之所以引起变故，是因为唐德宗重用卢杞这种人却疏远陆贽，他没有亡国算是很侥幸的了。”

当时有散布谣言的，说朝廷教练保甲，将征发人去戍边，于是乡民惊扰，有父子抱头痛哭的，也有为了免于征发而自残的。韩维等人向上请求暂停施行保甲以安民。

王安石说：“往日保甲，要得到他们自愿值勤的状子，然后才役使他们，大概对于人心来说没有什么惊惧的。况且如今窝藏强盗以及充当强盗的人，本来就认 为新法对他们不利。陛下观察长社一县，所捕获的开封府地区大盗被保甲驱赶到外面的人到了三十名，这些人既不被京城地区所容纳，又被周围州郡剿捕，他们想想 无以为生了，就专门进行煽动蛊惑。最近听说带头煽动蛊惑的人已经被捕，但是送到京城的也只有二十名左右。凭着十七县十多万家，而被煽动蛊惑的人只有二十名 左右，不可以说很多。自古以来兴办事业，没有不用权威领导众人而能让上下一致的。如今联结十几万人成为保甲，又等到他们响应招募才派他们轮番值勤，这是因 为陛下体恤他们到极点了。命令保甲轮流值勤捉捕强盗，如果听任他们自由来去，那么谁肯听从命令？如果用法律驱使他们，又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况且统治天下的 人，如果只是想听任民心所情愿就够了，那么有什么必要设立君主而且为他们设置安排官吏呢？如今周围州郡保甲，应该预先派遣官员宣示皇上旨意，然后按照法令 推行它。”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说，百姓中有砍掉手指抗议保甲的人。”

王安石说：“这件中是从蔡骃那儿得知的。赵子几派蔡骃查问，原来是百姓因为砍树误断手指，作证的有好几个人。大概保甲法，上从执政大臣，中间则是内 外两制，下面则是强盗以及窝藏强盗的人，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可是臣召来乡民询问他们，都认为便利。那么即使有砍掉手指逃避丁役的人，也不全都是这样的。 况且保甲不只是铲除强盗，原本就可以训习当兵。人们既然都能射击，又建树旗鼓变换他们的视听，并且约定用免除赋税以值勤代替巡检士兵；又从正长以上，能捉 拿强盗的人将官阶奖励给他们，那么人们竞相受到鼓励。然后让他们和招募的士兵互相参用，就能够消除募兵的傲气，而且节省财政费用，这是宗庙社稷长久的策 略。”

皇帝于是改变三路义勇同开封府地区保甲法一样。

冯京说：“义勇已经有指挥使，指挥使就是那些乡里豪杰，如今又建保甲，叫什么人做大保长？”

王安石说：“古时候百姓住的地方就是乡，五家组成比，比有比长，等到打仗，就用五人组成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组成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组成 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只是根据事情起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是上古三代六乡六军遗留下来的办法。此办法记载在《书》上，从夏朝以 来到周朝都没有改变。秦朝虽然分割田界，可仍将他们组成什伍，还是按照古代的制度，这就是军队众多而且强大的原因啊。近代只有府兵是近似于它的。如果舍弃 已有的既定法规，却竟然遵守五代动乱亡国那样的残留法规，不足以带来安定富强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人们都很安逸不认为因循守旧是值得忧虑的，这是见识短 浅。”

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值勤。”

王安石说：“等到他们演习熟练，然后值勤。可是东边部队的武艺也不比义勇、保甲优异，臣观察广勇、虎翼士兵就是这样。如今充当募兵的，大都是偷懒刁滑不能自我振作的人，从事农业的，都是淳朴出力一心听从命令的人，那么紧急时就不如民兵能够派上用场。”

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用的是农人士兵？”

王安石说：“太祖的时代紧接着五代，百姓极其穷困，豪杰大多认为当兵有利。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以生为乐，而且军队中不再有像从前能提拔做公侯的人，豪杰不会再在军队中，而响应招募的人大多是偷懒不能够自我振作的人而已。”

文彦博说：“用道义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军队称强于天下。”

王安石说：“用军队称强于天下的不合道义，然而有道德的人原本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正因为他能刚强，必定不至于柔弱。扩大六军，本来就是前代君主所崇尚的，只是不应当专事兵强而已。”

皇帝说：“保甲、义勇粮草的开支，应当预先替他们打算。”王安石说：“应当减少招募军队的费用来供应他们，所供应保甲的费用，只不过是豢养军队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城地区募兵的人数已经比从前减少了。加强根本的威势，不可以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已经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招募军队。如今京城招募士兵，逃跑死亡停免释放，一个季度有几千人，只要不招补，就是能够减少。然而 如今厢军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尽早训练民兵。民兵训练完成，那募兵就应当减少了。况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艺分为八等，奖励极为优厚，人们竞相私自练 习，不一定值勤以后再进行学习。臣希望用几年时间，他们的武艺不只是超过义勇，一定会超过正规军。正规军练习武艺，只不过应和官府法令而已，不像保甲人人 有努力的想法。”

以上都是初设保甲时王安石在朝廷上与人辩解的言辞，之所以要不怕拖沓而详细列出（所录还有删节），一是因为此法是王安石精神的寄托，应该传下去；一 是因为《宋史》所记述王安石的政绩，一直是力求简略，无法从中考察他立法的用意，只有兵志中对此事，说得稍为详细一些，更不能不表述出来了。唉！我读这些 而感叹王安石见识的高远，忧国的忠诚，做事的勇敢，实在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的。服兵役，是国民对国家最大的义务，是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因此士农 工商，都应当为兵，而万万不能在士农工商以外，还有一个兵的阶级存在。假使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必定是一个藏污纳垢之 所，而它的兵也不可用的。宋朝因为募兵的原因，而使兵另成一个阶级，它的积弊，当日的贤人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而且不必非要到遥远的宋代去求证，就是我们 现在的旗兵绿营防勇，他们腐败的劣迹，本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王安石想清除病源，于是发明了专用乡民农民的义理，这是曾、胡、江、罗他们治理湘军能有功勋 的原因。他们说：“农民淳朴，一心听令，有了急事民兵足可以依靠。”在曾国藩的书信中，类似这样的话，数都数不清，如果不是真心做事而有经验的，不一定能 想到这些。而之所以能使用他们的方法，就是首先对他们进行礼义的教育，而用名誉来鼓舞他们。曾国藩这些人之所以能建立大业，靠的就是这些；日本人每天自夸 炫耀大和魂，于是屡次取得胜利，使世界各国对它瞠目相看，也是靠此罢了。而中国自秦汉之后二千年间所称的贤士大夫，能理解这一点的有几人呢？能知道而又能 付之于行动的又有几人呢？在王安石当时所施行的新法中，就是于保甲法所注入的心力最多，而因此招致的诽谤和怨恨也最深重。其他的新法，大体上专门是为便民 的，因此反对王安石的只有朝廷那些因意气而作对的人，百姓没有几人附和的，只是到了保甲法，因为它与裁减军队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这是一点；因为保 甲法中的职责如警察以维持治安，那些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也怨恨他，这是第二点；然而这还不够，全天下的成年壮士，无论贵贱、贫富，都要从事武力之事，都要 用纪律约束，那些不愿意的怨恨他，这是第三点。常人一般都好逸恶劳，喜欢放纵而不愿被束缚，况且凭中国数千年来已经习惯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叶，纪纲 茫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于愉闲懒惰，已经成为习惯，现在忽然想束缚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劳，使他的负担加重，百姓会认为是害自己，反对新法也就很正常了。因此 当时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说有斩断手指来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这是情理中应当有的事，未必就是诬陷诽谤之词。即使这样，这足以成为保甲法的弊端吗？ 子产有“孰杀”之歌（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谣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孔子有“麛裘”的诽谤 （孔子始用于鲁国，有人作诗讽刺他说：“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凡一个政策在改 革的开始，必定有多数人会感到非常苦痛。因为这个就废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还有什么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说：“自古做事，没有不使用权势率领众人而使上下 如一的。”又说：“如果只听凭民情的愿望罢了，何必要立国君？”这难道是法家专制的言论吗？政治的原理，确实就是这样。痛恨专制，是痛恨专制的人害国害民 而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事情是关乎国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权者强制来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可痛恨的呢？强迫国民去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一个国家应当有 的；如果有违抗，就是对国家进行叛逆了。而王安石当时对于这些人，未曾进行过惩治，只是反复劝谕，而且为他们多方面想办法，诱导奖励他们，使他们自己逐渐 醒悟，我只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议论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这些盲人的言论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关训练保甲为民兵的记述如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始设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合二十二县建设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共 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学习一种武艺，设教头一名。总共禁军教头二百七十名，都教头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为三等，弩按二石四斗、二 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骑马射击按九斗、八斗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为超等。遇上教练的时候，每月供应钱三千，每日提供粮食，官府给予兵器、战袍， 又准备好银碟、浊酒作为犒赏。

三年，大保长武艺学成，便建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练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个团，靠近该团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训练他们。用大保长中武艺学成的十人连续教练，五天轮一遍。将他们的壮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为骑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广到三路，各设文武官员一名提举，河北就是狄谘、刘定，陕西就是张山甫，河东就是黄廉、王崇拯，用储备库藏豢养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他们的费用。这年，引导府界武艺学成的保甲，由皇帝亲自检阅，录用能干的人，其余的赏赐钱帛。

四年，将五路义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联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长、壮丁一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 年比过去的费用节省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训练的赏赐钱一百多万不算在内。

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义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况。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显著，开始时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盗贼都没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围的群盗，抢劫杀掠，每年动不动就有二百起，到这时就一个也没有 了。仅长野一县，捕获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驱逐出来的大贼，就有三十人。接着是用他们做民兵，才开始训练时，人们的议论沸腾，当教授的技艺学成后，竟能超过正 规军队。奖赏所需要的钱，都是从往年的财政结余以及禁军缺额所节省出的钱中支出的，没有费户部一点钱。司农官亲自参与这事，督察检查极为精细。县令有人强 迫保甲买服装的，都予以处分，因此人们没有敢不奉法的。奖励既然丰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们都高高兴兴的前去（以上都节录自《宋史·兵志》）。由此 来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余年经营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辜负；谁能想到宋神宗尸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坏殆尽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当时知陈州的司马光就第一个上书请求废除保甲法，他写到：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被破坏，戍守战攻，全都招募长期作战的士兵，民间哪曾练过兵？国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满头白发的老人不认识兵 器，有朝一日田间的百姓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满地奔跑，老人叹气认为不吉祥。事情初创，调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户骚扰，一家也不遗漏。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 者，到处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劳赏赐，浪费金帛，以巨万计数。这些都是鞭挞平民百姓，一铢一两一丈一尺地收刮他们，一旦使用起来就如粪土一般。可是乡村的 百姓，只是苦于劳役，并不感戴恩德。农民的劳苦已经那样，国家的开支又像这样，到底用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让他们搜捕强盗，保卫乡村，那么有什么必要这样多 呢？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而那些边远地方的百姓，以骑马射箭作为本业，将进攻作战作为习俗，从小到大，再没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从事种田 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给他们武器，教他们攻击刺杀，在教场当中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好像很整肃，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同敌人相遇，咚咚敲起鼓来，响箭开始交接，他 们败逃溃散可以预料，是必定无疑的。（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