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4)

唉！司马光用来反对保甲法的理由，不过如此而已。我这里试着辩驳他：他说民不了解军事已经百余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复的。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 为他们有学习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事，如果国家鼓励，就没有做不到的，而何况是百年前已经有，还没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马光所说，那么国家 一切教育培训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难道只是保甲吗？他说“老人们不认识兵器，见有穿军服拿兵刃的，就叹息认为是不祥之兆”。他说话随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 厉害。如果大臣为国家谋求百年大计，而他们的政策却取决于乡间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正因为百姓不认识兵器，政府才应该使他们振作起来，更不能停 止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所作果断迅速，在规定的期限内就看到了训练的成果。假如像司马光所说，全国忌讳谈军事，而只是以手拿冰来嬉戏，这对歌舞太平确实合 适，而之后敌人的战马长驱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祥兆呢？他说：“保甲法草创之时，调度无法，每户百姓都被骚扰。”凡是属于草创的事情，没 有积累经验，举措有失当之处，在所难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应当施行。如果是应当施行的，即使有许多措施失当的地方，也不能马上停止。何况司马光提出这 种问题的时候，距离熙宁保甲法的草创已经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习了此法，而这法也已经看到了效果。追究过去的罪过，这难道说公正吗？而何况过去因为百姓不 熟悉而施行，本就会有骚扰，现在百姓已经熟悉了而要废止，难道说不是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别说以暴易仁了。他说“犒赏的费用，浪费国家的财 政”，似乎是这样，难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费的，都是从财政或者裁撤军队的盈余中取得的，而没有动用户部的一文钱吗？不看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统 计，因为改行保甲法的缘故，每年省六十余万的费用，而保甲和犒赏所需要的仅为三十余万，两者进行比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万吗？（这里所举的是京城周边 的统计，汇总全国的数字，会更多）为保护国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费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现代的各国，不惜数亿万资金来建造舰队就是这个道理，更何况比以 前有所节省呢？司马光的这些话，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至于他最后所论，说中国的百姓，即使教给他们军事，也没有什么用途。他这样说，给他加个对百姓大不敬 的罪名都是可以的。如果像他所说，那么外国人，理应永远是征服者，而中国的百姓，理应永远是被征服者（参见前面奏议的原文）。人民即使经过了训练而仍不能 战，那些募兵，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吗？那些募兵不能抵御外侮，就连五尺的儿童都知道，难道司马光不知道吗？现在只管说保甲不可参加战役罢了，而更不 能依靠他们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根据司马光的用意，难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于北方异族天经地义而不敢背叛吗？唉！当时的那些贤人不满于新法，他们的理由 仅是如此，从保甲法这一项，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保甲法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虽然议论恢复而没有真的施行。到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 年~1106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托言绍述时的事，又重新倡导。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经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旧样子了。高安的陈汝锜说的多好啊！他 说：“宋朝，是由武力衰败而衰弱的国家。将权被释于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军，都去守卫边境以备征讨，而京城周围的兵也就弱了；招揽一些游 手好闲之人给他们刺上字而成为士卒，既搅扰当地百姓，还因供养他们而使百姓困顿，他们所在地方的防御力量就弱了。因此金国一作乱，攻下了朔代，围困太原， 取得燕蓟，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无人的感叹。而太后的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之恨。假如保甲不废，又能按时训练，号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敌 忾，纵然胡人入侵，又何至于一甩膀子就纵行数千里，没有哪个地方能阻挡他们的锋芒！而又何至于纷纷召集，颁下哀痛的勤王诏书啊！因此我认为编保甲法，训练 民兵，已经预知将来必定有靖康之耻；而靖康时之所以河决鱼烂，正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了。顶着它的名义而放弃了它的实际，用度一天天多，而锐气一天天少，驱 赶病残儿童赤手空拳与饥饿的豺狼搏斗，自然马上就死于利爪之下，这样还会去骂王安石吗？”（蔡上翔《年谱》中引）唉！这话真是说到了我心上。保甲法既然废 除，将兵的制度也破坏，宋要想不南迁，怎么能够呢？然而给宋带来祸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吗？还是司马光呢？

第四保马

保马法，就是官府给百姓马，让百姓来代养，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等有急用时，就给他们钱然后拉去用。马是战阵的利器，于军事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历代 都把马政当做国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国也是这样。宋代的马极缺乏，在这之前设置有群牧监，常以枢府大臣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然而官马作弊很多， 耗费很大，而不能收到应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时才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可自愿牧马，将陕西所购马匹挑选给他们。熙宁六年，又颁诏让司农寺立《养马法》，于是曾布等 按诏令呈上规定：凡是五路义勇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有财力愿意养两匹的也可以。全都由监牧司现有马匹提供。或者官府给出马价让自己购买，不要强迫。开封 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能超过五千匹。除了追捕强盗之外，骑马超过三百里都是被禁止的。在府界的，免除收买粮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给钱币。在五路的， 每年免除折抵交纳钱。三等以上，十户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组成一社，以应付病死赔偿。保户马匹死亡，保户独立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户赔偿一半。每年 检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一共十四条，先从府界施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州县推行。

王安石所创的各个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来养，有损失就让他们赔偿，这不是施政的方 法。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它有伤百姓，按理来说，这话差不多是可信的。即使这样，王安石当时施行这项法令，也是有原因的。王安石所最关注 的，是训练民兵，也就是保甲。而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官府不给就没有用的，官府给却又没有，因此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自己养，这只是与保甲法相关联而已。然 而既然用这种法令，也应该有它的方法。保马法，是他在不应该干涉的地方干涉了，这是千虑中的一失。现代的各国，用来筹划马政的方法很多，这不关大局，就不 细说了。

第五军器监

兵器不精，等于把士卒送给敌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这样。宋代从仁宗以来，拘泥于太平，兵器都腐朽锈蚀得不能再用了。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说：

汉宣帝号称中兴贤明君主，可是历史上所说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最精绝。这虽然是有关官吏的事，却关系到朝廷的政事。当今对外防御边 疆祸患，对内戒备盗贼，可是全国每年征收弓弩、甲胄充实军库的按千万计数，竟没有一件坚固完好精巧锐利确实能够作为防备的武器。为臣曾经看到各州作院兵匠 缺少，以至于拘捕市民来服役，所制作的兵器，仅仅是外表而已。武器库的官吏，计算兵器多少储藏，不要求有实用价值，所以积聚的虽然众多，但大都破旧粗劣。 治政像这个样子，想要抗敌决胜，抗外治内，确实不行。如想精简军备，对天下表示太平无事，金属木料、丝麻、筋胶、兽角、鸟羽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财力，无 缘无故聚集工匠而毁坏，非常可惜。不如另行制定法规，收聚几州的作院集合在一个地方，就像现在的钱监那样，选择懂得工艺的官员专管这些事务。并且招募全国 的好工匠分散担任匠师，而在朝廷内设工官来总管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细和粗劣然后奖赏或惩罚，那样人人尽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听从了他所说的，第二年，设立军器监，总管内外兵器的政务，设判一名、同判一名。下属有丞，有主簿，有管当公事。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这时废止，全部归军器监总管。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听任到军器监陈说，这时官民进献兵器制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泽是王安石的爱子，他的学问才能都有过人之处，可惜死得早而没有表现出来，而后人诋毁他不遗余力，即使是《宋史》记载的这奏章 ，也以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变更旧制。旧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想不更正，能够做到吗？看他所说的话，和现在东西各国的做法正暗合。国家要 想强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设置专门的官吏来主持这事情不可。如果还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让各州官吏按照旧例贡献，就是想让武器不朽坏 而凑合着用也不可能，何况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设置军器监，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当务之急，而执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泽在千年前能说出 来，他的见识不是很高远吗？按《宋史·兵志》所记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它所发明的新式军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而元祐年间的改革，又 全都废止了，仍让各路的作坊去制造，这真是元泽所说的聚集众人来毁坏天地间有用的材料啊。宋代这样做，即使不想南迁，怎么能做到呢？！

综观王安石的军政，大体上还是合理的，与当今各国的军政很相近；而他想变募兵为民兵，更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现在的中国仍然不能施行，而不这样施 行是断然不能图强的。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只是使人人为兵就罢了，而又使人人时刻都为兵。人人为兵，这是合理的，人人时刻为兵，这在古代的小国可 能还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后的泱泱大国施行。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战争当做国家的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是为战争供应物资的。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 将经济当做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是保护经济的工具。人人无时不为兵，虽然说是农闲的时候讲武，而妨碍生产也是不少的。法令不是很完善，这是一点。再说 古代的小国，如果都不当兵，就不能抵御敌人。后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数目从数千万增加到数万万，让人人无时不为兵，那么国家本来就用不到这么多的兵，况且搜 罗整个国家的财物，也不能给它提供费用。法令不很完善，这是第二点。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变为 骑，虽说是执政无术，也是形势的必然。然而王安石这人人皆兵主义，就最终不能施行吗？回答是：“又不是这样。”现在世界各国区分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 这种方法是正确的， 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义务，然而服役于这个义务，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了这个时间，就分散去务农，没有什么大事，就不征调他们。这在各国已经是 成熟的法令，即使将来有圣人，也是无法改变的了。问：“凭王安石的常识，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经看到了。”问：“既然见到了，为 什么不施行呢？”回答：“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王安石执政时，国家本来就已经有募兵百余万，就是这各国的常备兵。按王安石的计划，本来是想把他们都废了 用民兵代替。然而中唐以来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弊端，改变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渐改变；一方面减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补它所裁掉的数额，于是就有称为 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备兵中的义务兵。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预备兵、后备兵中的义务兵，谁说王安石看不到这一点呢？假使没有反对党的阻挠，王安石能更 长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么怎知现代各国能行的军制，我国不能在千年前开创而成为世界的模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