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路(2)

　　哑婆对围观的人急促地比划了很多手势。有对哑语略知一二的人翻译说，这个干部半夜潜入哑婆家里，打了她的洞，每次丢下一块钱就走了。房里没有开灯，她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她知道他穿的是中山装。哑婆反复强调，几个小子都是他的种。彼干部姓杨，人们平常都喊他作“杨同志”。是个周周正正，不苟言笑的人，走在街上，眼睛都很少斜视。这样的人，会去打哑婆的洞？——不过，也难说，人心隔肚皮哩。这当然是件说不清，不会有结果的公案。它只是给县城的人们多了点谈资。目击者述说完事情的始末，最后还会要模仿一下哑婆竖起一根指头、圈起两根指头舂碓的动作，感叹哑婆的智力并不比正常的人低。众人听了，都嗬嗬大笑。大保也跟着笑了，但笑容一闪而逝。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好笑的。
　　他常常在门背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有天晚上又说起四发老倌。这人大保打过交道，以前找他补过几次鼎锅。四发老倌补锅的工场就在衙门口右手边拐角的空地上。一架风箱，一蔸炉火，大保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地方补锅。十几年了，场地没变，家什没变，人也好像没变。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什么时候都爱开个玩笑。见了小把戏还好，只是逗他们喊声“爸爸”“爷爷”什么的，见了大媳妇小婆娘就不得清场，一边把红红的铁水往漏眼上补，一边就开着荤玩笑，话语很糙，且色，毛牯茸松地，直抵本质，逗得女人们一边大笑一边大骂。他是那样地老不正经，生意却十分地好，一是他手艺好，经他手补过的疤眼光洁圆润，拿手摸去绝无一丝棱坎；二是做事公道，童叟无欺，一个补疤两分钱，按数收钱，绝无冒诈；三呢，也是因为个个家里的扒锅鼎锅搪瓷脸盆都是一用多年，漏了补，补了漏，成全了他。他每天从早到晚做不赢。可是，最近他碰到了麻烦，居委会主任带人收了他的摊子，不准补锅了。理由很简单，国家有政策，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私人做酒、做糖、打铁、倒炉头、补锅，都属资本主义尾巴之列，都要坚决取缔。四发老倌的家私给没收了，他倒没有太恼，只把蓝布围裙解下来，在身上拍打一遍，背着手就回了家。但他的几个崽却不依了，四发老倌的四个崽都在十几岁的年纪，从小没有读几天书，尽在街上打流，操练出一身打架斗狠的本事，恶的时候比狗还恶，拐的时候比老鼠还拐。
　　这一回几兄弟没有去找居委会主任打架，只是合谋要给他点教训。他们知道居委会主任的家在哪里，知道那家里白天都没有人。他们也知道县城里人家的饭锅菜锅做完了饭就仍复坐在炉灶边上，还知道街巷里人家厨房窗户都不关的。他们在那天下午走到居委会主任家的厨房窗户边一看，果然。饭锅坐在灶头，菜锅挂在墙上，脸盆在脸盆架上，茶壶靠在灶口，一切历历在目。兄弟四个从口袋里摸出弹弓，依次上前，扒在窗口上照屋里的家什瞄准了打。他们的弹弓子都是铁珠子，眼法又十分了得，瞄哪里打哪里，无有虚发。“叭”、“叭”、“叭”、“叭”一阵脆响，里头的饭锅、菜锅、脸盆、茶壶就都打穿了洞眼。主任老婆下班回家做饭，拿起饭锅一淘米，水就像泉眼一样漏了出来，再看看菜锅、脸盆、茶壶，件件都不能用了。气得她提着几样家什站在大街上骂了半天街。可是有什么用呢？全城的人心里都知道这事肯定是四发老倌家里四个小扒锅干的，但没有捉到现场终归是不能去拿人问罪的。居委会主任吃了哑吧亏，气得晚饭都没有吃。好多人都看到了主任老婆骂街，学着他的样子，把屁股拍得啪啪地响，又学她的嗓子嘶着喉咙吼：“唉呀哩……唉呀啊……唉呀噢……”一边吼，一边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让大保也受到了感染，张大嘴无声地笑，笑得颈根一嗑一嗑地，也好开心。
　　他觉得居委会主任实在太恶了。他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对别人那样恶呢？
　　大保忽然很想跟人念念空话。他有点怕见人，心里头却常常希望有人来看他。
　　也久不久地有人过来看他。亲戚、同学、朋友，都有。悄悄来，悄悄去，放下一包点心，或一只鸡一条鱼，都不久坐。来得多的是灰毛砣和转铃崽。灰毛砣一来就坐很久，不停地喝茶，大发牢骚。很多知青都招工回了城，有的还远离家乡去了长沙、湘潭、郴州，好好歹歹都找到了归宿，他却没有一点着落。转铃崽和灰毛砣不同，也常来，但都是打个照面就走。每次都是骑着脚踏车，从仁和墟陂后面的斜坡上飞驰而下，进了石板街道上也不减速，直到大保家门口才一脚刹住，车没停稳，人就进了门。如今他在建筑公司找了份临时工做，每天的事情就是挑沙子、和灰泥，早晨八点上工，下午五点收工，中间也得一刻不停地做事情，即使大工们中间歇息了，他还得往一个大瓦罐里倒水泡茶，一碗一碗筛满，再一碗一碗捧到大工们手上。他还在偷偷地学砌砖。每次来看大保，他就是来告诉说，他砌了十块砖了，砌了二十块砖了，砌了五十块砖了。他总记得大保搭他讲过的一句话：“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他悟明白了，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人都要住房子，盖房子就需要砌匠，学好这门手艺任何时候都有用。他还时不时地背一句砌匠师傅的口诀给大保听：砌匠难起头，木匠难煞尾；砌匠没巧，全靠背填填得好；屋高一丈，墙打八尺；有碎砖，没碎墙；大石要吞，小石要吐……转铃崽已经能独自砌出一堵墙了。他砌的墙没有鼓肚子。转铃崽每天都很辛苦（这从他背后衣服上的汗渍看得出来），可是他每天都很高兴，神气很足。他说等他手艺学精了，就要帮大保家后面的工场精致地砌道围墙，不收工钱。他走时，大保会搂住他的肩膀一直送到门口。
　　最让大保高兴的还是收到钟海仁的信。
　　钟海仁还在长沙的乡下老家待着，全家人在一起。他已经习惯了乡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餐都有热饭热菜，睡觉前还会烧盆滚水烫脚，烫得身上滚热，倒下就能睡着，日子过得又安逸，又实在。几年工夫，他已经学会了全套的犁耙工夫，连浸种、育种也都做得很在行，他在队里做的是全劳力的事情，拿的也是全劳力的底分。最让他松快的是，村里没有拿他当外人。他们那里，一村人都姓钟，他家的辈份很高，一些同龄人比他都要晚几辈，按辈份该喊他叔叔、爷爷，甚至太爷。可是喊不出口，于是都喊他作“海仁哥”。常常是，他们父子俩一同走在村巷里，见到的人都跟他们打招呼，喊他父亲作“爷爷”，称他却是“海仁哥”，把辈份都搞乱了。钟海仁回去老家后，一直给大保写信，每月一封，大保有时回，有时不回。即是大保关在看守所期间，他也没有间断，照写照寄。倒是大保回来的这番日子，他的来信就密了些，十天就会收到一封。他应该是知道大保给错打成反革命捉进看守所的事情的，但在信中一句不提。他只是满怀喜悦地描述他的劳动和生活。他说他有一天发猛劲，一天犁了三亩田，把牛累趴了，他却没事；他说他有天晚上做梦上了大学，醒来发了好久的呆；他说村里有个叫海霞的妹子，摘了好大一捧映山红送给他，海霞的长辫子黑又粗，手把子也又黑又粗；他说公社组织篮球队，喊了他去，参加县里的农民运动会，拿了亚军，每人奖了一件红背心……大保看完信（他每次都要看好几遍），把信压在枕头底下，站起身，张开手板箍住蚊帐竿下的篮球，在心里叹息一阵。
　　仁和墟陂十字路口上的药渣子已经积起一堆了，柏良婆把它扒散，让过路人踩踏。
　　吃过伍先生开的几十副中药，大保感觉到身上的神气正在复原，两只拳头攥紧来有力了。他抱着篮球悄悄到水利局的烂泥球场上跑了跑，还不错，一些动作都做出来了。
　　大保开始想要找工作的事情了。
　　他很走运。他还刚想这个事情，机会就来了。这天，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他自报家门是县里机电设备厂的厂长，姓李。此人是北方人，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本地官话，长得高大挺拔，面色红润，声音很嘹亮。穿一身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颈根上翻出一线白衬衣领子。大保一见就有些喜欢这个人。李厂长是来请孝德公出山的。机电设备厂组建了一个铸造车间，有人推荐了孝德公，他就亲自上门来了。说明来意，他提出想先看看孝德公的工场。他跟在孝德公后面看了窑炉，看了模具，看了刚出炉不久的铸件，还特地扒开旁边的灰堆，揑碎几个灰坨，看到里头的炭灰都成了白色，烧得很透。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老师傅，名不虚传。”
　　孝德公谦虚说：“老师傅称不上，只是在吃着这碗饭，不敢不经心。”
　　李厂长说：“这句话说得好，经心就是认真，凡事认真了就不怕做不好。佩服，佩服。”
　　“你这样说我承受不起！”
　　“我说的是真心话。”
　　李厂长提出想请他到铸造车间当大师傅，拿六级工的工资——这是厂里工人的最高工资，顶到坎了。孝德公请他到灶头上坐下抽烟，饮茶，然后说：“实在对人不住，我不得去的。”
　　李厂长轻轻地“噢”一声，问：“为什么？”
　　孝德公说：“不为什么，就是不得去。”
　　李厂长说：“不肯去总有个原因吧。是嫌工资低？或者是不满足只当个工人？其实我们也考虑过的，去了，会要给你当个车间副主任或是大班长，主管生产。”
　　孝德公啧地笑了声，说：“你这话越说越远了。搭你说句不拐弯的话，我这人自由自在惯了的，不喜欢有约束，像那天上飞的鸟崽，没有什么目标，飞到哪里算哪里，只要有点东西吃，有地方睡觉，心里喜欢，就最好。再说句丑话，你们目前是县里最大的厂子，工资高，劳保好，条件没得说，人人都想进去，但是对我不适合。首先那样四面围墙一围，每日早晨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好似坐牢样，我不习惯，再说哩，我这人脾气丑，说话不会拐弯，看到事情做不好就容易上火，忍不住会骂人。如今的事情哪里能那样如你的意。人心不古，人家又不是你的崽女，随便说得骂得的？一句话不对，就会记恨你，我不想搭人打交道。话说回来，你确实很有诚意，搭我也想得很周到，我领情。但是，我只想本本份份过自己的日子，不图快活图自在，我不得去！”
　　事情遭到如此断然拒绝，这是李厂长没有想到的。好多人为了要进他的厂，请客，送礼，找领导批条子，托关系走后门，名堂搞尽。眼面前这个人却来请都请不去，这让他感觉有点失面子。他脸色黑了一黑，又打着哈哈说：“既然老前辈这样说，我不勉强。只是希望老前辈能答应我一件事。”